民事调解案例范文(热门5篇)

民事调解案例范文 第1篇

一、自愿、合法的诉讼调解制度

诉讼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主持并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的制度。自愿、合法的调解制度是在试行民事诉讼法的着重调解的基础上经改进而演化过来的。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用调解的方法解决民事纠纷，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成功经验。

1、自愿、合法的诉讼调解制度的涵义。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解释，自愿、合法的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工作中，对于能够调解的案件，应当用调解的方式结案。但不适宜用调解的案件，则不应采用调解方式结案，例如使用特别程序的案件，确认合法有效或无效的案件。第二，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自愿”即当事人必须出于自愿而进行调解活动，以及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必须是出于其自愿，人民法院不得强迫当事人采取调解方式或达成调解协议。“合法”即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合法，以及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的过程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原则。第三，调解贯彻诉讼的全过程，即在诉讼的任何阶段，不论是第一审阶段，还是第二审阶段，不论是审理前的准备阶段，还是开庭审理阶段，人民法院都可以酌情进行调解。第四，调解与判决一样，都是人民法院解决民事案件的一种方式。案件能调解的则调解，不能调解的或调解无效的案件，应当及时判决，不应当久调不决，要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2、诉讼调解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人民法院主持的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一方面，审判实务中大量的民商事纠纷通过调解结案。另一方面，诉讼调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受到立法者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在理论上存在以下缺陷：（1）诉讼调解软化了程序的严格性，会造成审判人员行为失范和审判活动无序。（2）诉讼调解软化了实体法的约束，导致调解结果的隐性违法和案件处理结果的不统一。（3）诉讼调解本身隐含着强制，与现代权利观念存在一定冲突。“权利至上”、“合法权利不容侵犯”的观念极受现代人们推崇。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民事诉讼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也是民事审判的主要任务。但从审判实践中看，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被迫放弃部分权利甚至大部分权利为代价的。（4）当事人有权反悔调解协议与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有冲突。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调解制度也存在以下问题：（1）片面理解审判方式改革就是庭审模式的改革，注重坐堂审判，忽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注重把矛盾化解在法庭上，忽略了把矛盾化解在最基层。法官除了应做好与案件直接相关的调查取证、核实证据外，乡土社情、民风习俗也应了解，更要掌握当事人的思想情绪，采取果断措施甚至动员一切力量去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和维护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稳定，是基层法院审理民间纠纷案件的首要任务，也是最令基层法院法官们担心和头痛的事。一旦在诉讼阶段中出现命案或引发冲突，就难向社会民众交代。坐堂审判如何提高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当然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但善于调处民间矛盾纠纷也是基层法官的必备基本功，而后者恰恰是法官综合素质的表现。基层法院、人民法庭面对的当事人，大多缺乏法律常识，许多人没有聘请代理律师，如不做细心的疏导调解工作，尽管判得很公正，受不利判决影响的当事人也总怪法官乱判，心理上难以承受而与法官对立和缠讼。（2）片面强调直接开庭，该做当事人工作的不去做。有的法院把直接开庭率作为考核法官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指标，并规定调解只能在开庭审理中进行；有的法院规定法官开庭前不准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见面；也有的法院规定由立案庭将所有案件一律排期开庭，并规定在开庭前三天才能将案卷移送审判法官。这些新举措的目的是防止审判法官偏听一方、先入为主及不廉洁、办人情案等，本无可厚非，但这些禁令的负面影响是阻止了法官的调查研究，削弱了调解功能的发挥。（3）片面追求当庭宣判率和当庭结案率，庭审调解流于形式。审判方式改革所追求的是公正与效率，就办案效率而言，只要不超过法定审限就应当认为是高效的。有些地方把当庭宣判率、当庭结案率作为考核审判方式改革的指标，层层下达到对办案法官的奖惩上，引起了攀比和作假；有的法院内部规定了比法律规定更严的审限，这些做法无形中又把诉讼调解锁定在开庭审理中。

3、对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笔者认为，改革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势在必行。总的想法是：在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规定下，结合法院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法院内部机构的重新调整和职能的重新划分，特别是大立案制度科学建立和有效运转之后，将法院调解独立出审判庭之外，在立案庭设专门调解机构，由其专行调解。其运转程序是：法院立案以后，可以征求当事人意见是否同意调解，当事人同意调解的，案件交由调解机构在规定的期间内调解。在规定期间内调解不成的，案件转审判庭审理判决，审判庭不再主持调解。如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除原告撤诉的外，当事人可以申请“合意判决”。此方案一方面隔离了审判人员与调解人员身份上与对案件处理意见上的沟通与联系；另一方面，减轻了审判庭的案件压力，避免案件久调不决，也使审判庭名符其实。当事人一旦达成调解协议，即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不容反悔。调解书送达适用判决书送达的有关规定。如有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在规定的期间内提出确认无效或撤销之诉。

二、诉讼外调解（人民调解）

诉讼外调解（人民调解）指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国家的法律、政策，以及社会公德，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促使纠纷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工作原则。诉讼外调解虽然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进行了规定，但它不是民事诉讼的组成部分，但与民事诉讼有密切关系，人民调解是民事诉讼的一道防线，有些民事纠纷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解决了，就不再通过诉讼解决。诉讼外调解是我国司法工作的独创，依靠人民调解组织解决民间纠纷也是我国的独创，它被西方一些学者称为“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据司法部基层司的统计，过去全国人民调解与法院民事审判案件的比例为14：1，即调解解决14件，诉讼1件，现在这比例已下降到大致为1：l左右，即调解解决1件，诉讼1件多，这种状况表明：一是诉讼外调解发挥了诉讼调解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诉讼外调解在现阶段发展的潜力巨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如何对调解员的选任、培训及调解工作进行规范，如何更好地发挥好诉讼外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都是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在新形势下应该认真研究的课题。

1、诉讼外调解与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有以下两点重要不同：第一，人民调解不是诉讼的必须程序。民事纠纷发生以后，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方式调解解决的，必须出于自愿，必须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第二，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政府和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负有指导的义务，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诉讼外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受人民法院的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如果有违背法律的现象，人民法院有权予以纠正。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

民事调解案例范文 第2篇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依附于刑事诉讼的一种特殊民事诉讼，故其调解与单纯的民事诉讼有所不同。正确认识和把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特点，对于有效贯彻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实现刑罚的公平与正义，挽回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减少当事人的上诉、申诉和上访，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单纯的民事诉讼调解相比较，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应正确认识和把握此类案件的几个特点：依附性、兼容性、局限性、间接性、合法性、期待性。依法适用调解方法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不但消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对整个社会安定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意义是深远而重大的。

一、注重树立法官的威信

二、使当事人“懂法”

所谓使当事人“懂法”，是指法官通过向纠纷当事人讲解与案件有关的实体法、秩序法等基本法律知识，使当事人对主张权利、参加诉讼在思想上有个清晰的轮廓，以便在下一步诉讼过程中，更充分有效地处置自身权利。这一步骤是取得调解成功的必由之路。目前，人民群众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法律知识水平较低。受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法律观念整体上比较陈旧，这些都说明我们离法治社会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案件当事人文化素质、法律素质普遍较差，甚至对法律程序、诉讼权利、应诉技巧一无所知，这些给诉讼调解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正如裁判在体育比赛之前要向运动员说明比赛规则一样，法官负有向当事人讲明诉讼权利义务、法律程序等的义务和责任。对于虽不懂法律知识，但经济条件较好的当事人，可以鼓励他们委托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诉讼人，使当事人明明白白打官司，清清楚楚参加诉讼。实践表明，在诉讼调解中，越是让当事人清楚法律权利、义务，充分了解法律程序，越能够使他们掌握庭审节奏，掌握一些诉讼技巧，与法官协调配合，快捷、有效地促成和解，定纷止争。

三、适时适度冷处理

长期以来，在许多百姓眼中，打官司、进法院，就是“惊官动府”，是撕破脸皮的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事人怀着这样心态参加诉讼，往往情绪非常对立，这一点表现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尤为突出。对于情绪过激的当事人，就是要时刻想着如何运用法律的手段化解分歧，解决纠纷，在倾听当事人诉说的过程中进行劝说，在劝说的过程中引导，不妨试着采取“拖”的方式。这里的“拖”，并不是“推脱”的同义语，而是寓调于拖，寓劝于拖。

四、注重寻找调解突破口

每一起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当事人，都有着一段曲折的经历。案件不同，当事人的素质、文化水平、生活阅历以及在案件中的过错责任等各不相同。法官要善于根据这些因素在调解过程中寻找突破口，寻找关键点，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作为法官不能拘泥于卷宗材料，一定要深入案子的背后，尽可能多地掌握案件及双方当事人的信息，找准突破口，把握时机，及时促成和解，使案件调解成功。

五、必须坚持司法公正

民事调解案例范文 第3篇

关键词：虚假诉讼；民事法；法律

虚假民事诉讼是诉讼各方当事人以恶意串通的方式捏造事实、伪造证据并虚构法律关系，通过民事诉讼或法律仲裁的形式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进而牟取非法利益的诉讼行为。当前，对虚假民事诉讼的理论研究尚不完善，需要从实践角度深入探讨当前法律体系对虚假民事诉讼约束的缺陷，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建议，以期规避虚假民事诉讼问题。

一、虚假民事诉讼的界定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具有特殊的法律关系

捏造事实、伪造证据和虚构法律关系是虚假民事诉讼的主要方法，这些行为都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违法行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配合虚假民事诉讼。加上在虚假民事诉讼中，法院作出最终仲裁后，仲裁结果具有法律效力，而原告就可以根据仲裁结果，合法主张被告方想要获得的非法利益，对提议进行虚假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而言，容易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因此，结合这两点风险考虑，诉讼各方当事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特殊关系，才能利用这种关系抵消提议虚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其他当事人产生的法律风险。根据现有的司法实践经验，这种特殊关系主要包含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等，其中，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占比较高，具有低成本、低风险的特点。

（二）虚假民事诉讼集中于财产类型案件

财产纠纷是虚假民事诉讼的主要案件类型，包括借贷、财产分割、企业资债、企业财产纠纷、房屋拆迁、遗产继承、房屋买卖等。这些案件的共性在于涉及财产分割、所有权确认与债权份额划分等，都能够为虚假民事诉讼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需要注意的是，在实际司法工作中，虚假民事诉讼往往不是单一类型，而是两个甚至多个类型叠加的，如离婚财产分割中包含民间借贷等。而民间借贷本身的证据极易伪造，一方可能会通过虚构债务造假的方式，在离婚财产分割中分取更多财产。

二、虚假民事诉讼的法律局限

（一）法院调解制度方面

法院调解是在法院的主导下，就争议资源等民事权益问题进行协商，从而调解双方当事人民事纠纷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自愿是法院调解制度的核心原则，法院在进行民事调解时，必须保证完全掌握事实，并明确责任划分。这一原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法院调解的质量，却限制了法院发挥民事调解职能。事实上，民事调解中法院方是否完全掌握事实，对调解的公正性并没有太大影响，很多时候在尚未查明真相和责任划分时，由当事人完成的调解协议更能体现当事人的意志，法院并没有必要禁止当事人调解的必要，2010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官行为规范》也印证了这一观点。然而，不查明真相和责任划分在某种程度上会模糊调解中的事实与法律逻辑，导致司法人员在进行民事调解的过程中对案件本身的事实和合法性缺乏了解，没有对当事人进行全面审查，导致了虚假民事诉讼问题的产生。尤其是在调解优先原则被不断强化的背景下，调解率成为司法人员的考核指标，为求政绩和规避风险，以调解为结案方式成为司法人员的主要选择，这扩大了虚假民事诉讼产生的可能性［1］。

（二）自认制度方面

辩论主义视角下的民事诉讼包含三点内容：第一，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辩论中必须包含影响法律效果的必要事实；第二，当事人间无争议的事实是影响法院仲裁的判决依据；第三，当事人辩论过程中阐述的内容是法院对事实调查的边界。上述内容阐述了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自认”。《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指出，一方当事人对所陈述的内容被另一方当事人所承认，则一方当事人无须举证即能证明陈述的内容是事实。这一概念的价值主要表现在能够省略不必要的举证过程，提高民事诉讼效率。自认制度成立的根本，在于诉讼双方的陈述内容是对自身有利的，而虚假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的各参与者之间存在特殊关系，通过虚假自认的方式能够使法院的制度理念与实体正义产生冲突，通过影响司法人员仲裁而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第三人参加制度方面

除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是虚假民事诉讼中受利益损害的主体。现有的第三人利益程序保障主要有事前和事后两种。其中，事前程序保障途径是指《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而事后程序保障途径则是第三人撤销之诉和第三人异议之诉。其中，事后程序保障途径在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和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_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分别确定了第三人异议之诉和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为第三人利益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但关乎第三人参加制度的事前程序保障途径的范围较小，《民事诉讼法》规定，当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时，可以对当事人双方提出诉讼。这种规定严格限制了第三人诉讼标的及第三人范围，导致利益受侵害的第三人对虚假民事诉讼提出申诉的难度较大。

（四）惩治制度方面

《民事诉讼法》对虚假民事诉讼行为的罚款，从个人的1000元上调到了1万元，单位的1000至3万元上调至1万至30万元，惩治力度有所上升，但这种惩治仅局限于毁灭或伪造重要证据、暴力或行贿收买证人等极少数行为，而通过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则没有明确规定惩治措施。而《刑法》中，无论是伪证罪还是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等都仅限于刑事诉讼，不适用于民事诉讼。此外，虽然少部分条款对民事诉讼也有所要求，但没有规定刑事制裁、刑事责任等关键信息。在虚假民事诉讼司法过程中通常以诈骗罪对虚假诉讼当事人进行惩治，但这种惩治方法与检察机关的理论不符，使得虚假民事诉讼获利远高于惩治成本［2］。

三、虚假民事诉讼的法律约束

（一）滥用辩论主义的约束

虚假民事诉讼的主要手段是虚假陈述，为约束虚假民事诉讼行为的产生，必须从杜绝虚假陈述的角度出发。虚假陈述实际上是辩论主义民事诉讼所引发的必然结果，辩论主义虽然为诉讼双方提供了陈述空间，使诉讼双方能够如交易一般进行交涉，但辩论主义的目的并非为诉讼双方提供虚假陈述的自由，必须以诚实守信为基本原则［3］。因此，大陆法系国家逐渐开始对滥用辩论主义进行了约束。如德国《民事诉讼法》中就明确提出了诉讼双方应本着遵循事实的原则进行陈述，而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则没有对诉讼陈述的真实义务进行约束，当事人是否陈述、陈述是否真实都是当事人的自由，这为虚假民事诉讼提供了一定空间。因此，应对滥用的辩论主义进行约束，通过立法确保陈述的真实义务，而一旦进行虚假陈述，需要通过承担律师费用等方式对虚假陈述方进行经济制裁。

（二）强化司法人员职权

虚假民事诉讼中对抗性弱的特点，使得在当事人主义的民事审判模式下，司法人员难以查清案件真相。尤其是在案件证据的相关规定中，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范围较小，大多依赖当事人举证。虽然需要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但也不能因此而忽略司法人员的职权，应赋予法院方一定的调查权，以审查案件的基础事实。针对涉嫌虚假诉讼的当事人的主张，需要通过审查得出的基础事实，对其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分析，检查当事人双方所提出的协议是否有所损害他人利益，从而通过掌握基础事实，强化法院在虚假民事诉讼中的话语权与审查能力。

（三）完善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

当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案外人获取独立请求权，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民事诉讼，主要集中于涉及物权的情况。但虚假民事诉讼大多涉及债权债务管理，对物权的涉及较少，使得虚假民事诉讼中很难开展第三人参加诉讼。日本民事诉讼法中提出了独立当事人参加制度，在该制度下，因诉讼双方导致自身利益受损的第三人可以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这种制度可以作为我国立法的参考，拓展第三人及独立请求权的范围，将利害关系人引入民事诉讼中，降低虚假诉讼当事人对案件的影响力，增强民事诉讼的对抗性，避免虚假民事诉讼产生。

（四）加大惩治力度

针对现行法对虚假民事诉讼惩治力度不够的问题，应在《刑法》的307条中，将当事人纳入惩罚出题范围，并在现有的刑法体系外，将虚假诉讼设为独立罪名，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虚假民事诉讼会对其他公民乃至国家利益造成损害，其社会危害性不亚于诈骗罪，单独设立罪名符合其对社会产生的危害程度。虚假诉讼罪应定义为妨害司法罪，通过单独定罪提高公众对该违法行为的关注，而司法机关也能针对虚假诉讼罪作出准确的惩治判断，加大对虚假民事诉讼的约束力度。

参考文献

［1］马恩萍.论民事诉讼自认制度之完善：基于对虚假自认的思考［J］.法制博览，2020（18）：88-89.

民事调解案例范文 第4篇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法律适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有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双重性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就其所要解决问题的内容而言是经济赔偿问题，和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是一样的。然而这种损害赔偿却不是独立的民事诉讼所能解决的，它在程序上受到刑事审判程序的制约，在具体赔偿责任的确认上又是和刑事犯罪的认定相互联系的。所以它又不是独立的民事诉讼，而是刑事审判组织在刑事诉讼终结时或终结后的诉讼活动。

正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决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适用法律上的特殊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渊源于刑事诉讼法，当然要适用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如对附带的民事诉讼判决部分不服，上诉期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只能是10天，而不能是15天。同时在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又要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审理，如当事人可以和解、原告可以撤回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条和第八章的规定，人民法院还可以调解。但由于附带民事诉讼受刑事诉讼的制约，就使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又有自己不同于独立民事诉讼的一些地方，如对人民检察院的案件不适用调解。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应由人民法院主持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于“刑事诉讼过程”包括侦查、、审判三个阶段，所以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既可以是在侦查阶段，也可以是在阶段，还可以在审判阶段。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理所当然地应作为调解的主持者。问题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否可以主持调解呢？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主持调解附带民事诉讼似乎已成惯例。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主持者只能是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能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解，理由是：

（一）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调解有悖于我国的基本司法制度。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_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我国的基本司法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公安机关行使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权。审判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审理和裁判的活动，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既不是检察权的内容，又不是侦查权的内容，而是审判案件的活动。

（二）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的调解不符合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原则。附带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是由于被告人犯罪行为所造成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这种赔偿责任的有无以及大小，与犯罪人的犯罪构成、犯罪情节等有直接的关系。只有刑事部分经过审判，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事实清楚，才有可能分清是非。在此之前进行调解，势必出现刑事案件没有定案之前便将附之于上的民事诉讼先行了结的混乱现象，从而影响民事责任的正确承担。

（三）从公安机关调解的性质看，人民法院的调解是一种诉讼活动，而公安机关虽可以调解，但其性质属于行政调解，用行政调解来解决附带民事诉讼争议显然是一种违法现象。

（四）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看，经调解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在侦查或阶段达成了协议，不管被告人是否已经履行了协议，如果案件提起了公诉，被害人又坚持向人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可以受理。协议将随卷移送至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作最终的确认。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仍必须查明损害的事实，依法确定被告人的民事责任，以作出正确的判决或调解。人民法院如果认为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主持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当，依法作出了不同的判决，或经人民法院主持调解达成的协议不同于上述协议时，势必出现不同机关对同一案件的处理结果相异的不严肃现象。

三、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其他几个问题

（一）对于人民检察院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在任何时候均不适用调解，人民法院应当以判决的方式予以处理。因为从诉讼地位上看，国家检察机关与被告人有显著的差别，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国家、集体的财产造成损失，被告人只有依法赔偿，毫无协商的余地。如果进行调解，会出现人民检察院和犯罪分子讨价的滑稽场面。

（二）如果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受害人已经向公安机关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公安机关一经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附带民事诉讼其实已不存在了。因附带民事诉讼必须是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而提起的，它依附于刑事诉讼。撤销案件后，公安机关可以告之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也可以对损害赔偿纠纷进行调解，只是此时调解性质不是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而是行政调解。

民事调解案例范文 第5篇

经济的市场化、一体化、现代化势必以法治的现代化为前提。当前，随着司法改革足音的不断切近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颁布，人们的目光已越来越多地投注于对司法公正的追求。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地方保护主义及其恶果也越来越凸显，成为我们司法改革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应当认识到，地方保护主义作为一种区际间对资源分配、人才交流、市场交换的不合理干预和控制，是因为各区际间狭隘的局部利益所致，其本质是违法的。而法院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却有其体制上、经费保障制度上的深层原因。因此，从制度上改变目前我国司法权地方化、各级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_的状况，是我们克服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以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途径。关于变更人民法官的产生方式、人民法院领导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等方面的论述因而也常见于智者论述中。但是，囿于宪法修改的严谨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渐进性，上述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还难以实现。本文试就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及其克服作一浅探。或可以完善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为契机，寻找一个较为便捷的限制地方保护主义及司法腐败蔓延的切入点。一、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负面评价现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肇始于民主革命时期，并在其后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应当说，这一制度契合了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实际，与当时社会利益的单一化、经济活动的计划化、法律的简约化、权利观念的淡漠化是相适应的。它继承了我国“轻法理重人情”，“以和为贵，以人为本，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道德基础。同时它更满足了“平和地解决纠纷”以维护_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单一诉讼价值标准。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一些旧有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权利观念越来越鲜明，国家权力在市民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逐渐淡出，人们对诉讼目的的追求已越来越多地转向正义的实现而不再满足于仅仅是纠纷的解决，由此，调解制度的某些弊端尤其是其制度框架设计上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也日渐显现。1、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毫无疑问，司法权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对法官的判决有着严格的合法性要求。这种严格要求体现在法官对每一权利主张的肯定或否定都应具有实体法规范的支撑。判决对实体法规范的遵循是无条件的，非此不可的。这也是判决产生强制力和得以有效实现的前提和依据。而在民事诉讼中，调解协议的达成以诉讼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这其中包含了诉讼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故调解的合法性要求仅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不违反法律”。也就是说，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就是允许的，即使其并未严格遵循实体法的规范。因而,在实体法的适用上， 调解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调解对实体合法性的要求比判决显然要宽泛得多。概而言之，调解协议的合法需要满足的只是以下两个条件：a.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b.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出于当事人自愿。如果对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当事人在调解中作出的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自愿作出的处分，因而无懈可击。实际上，这一处分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当事人自愿，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诱导甚或是别有用心的压制下作出的。由此可见，正是“自愿处分”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权力意志和地方不法干预的因素，使得这?帧白栽浮毕缘酶裢怅用痢U庋褪沟盟咚系慕峁赡鼙皇堤宸ü娣吨獾钠渌蛩厮笥摇K运担鹘馊趸耸堤宸ǘ运咚匣疃τ械脑际?BR>2、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审判权基于其“居中裁判”的特质又使得司法独立成为法制基本原则，乃至于权力机关的监督也被限制在事后监督的范围内，而无法对司法不公起到直接的事前防范作用。至于其他组织对法院、法官的监督更受到了种种限制（尽管这些限制是正当的而且绝对必要）。因而，强调程序正义，以细致、严整的强行性程序规范来约束法官，防止审判权的滥用也就成了最有效、最主要的办法。而当法官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时，由于纠纷的解决是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所以调解在程序上不必像判决那样严格按照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而更具某些非程序化的特点。例如，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诉讼进入调解程序，可以随意选择“背靠背式”调解或“面对面式”调解，这种权力的随意性实质上是以对当事人的部分诉讼权利进行限制为代价的，也使得法官对其司法权的行使悖离了其应当具有的被动性的特点。通常观念甚至认为，调解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便利群众。显然，这就使 得法官可因调解而脱离程序法的规范和约束，造成其行为失范和诉讼活动的无序，并进而导致实体上的不公。3、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审判监督机制对司法不公的防范作用对于一个案件而言，判决可能会导致一方当事人因不服而上诉。一审法院处于地方权力和地方意识的包围中，相对而言，二审法院就显得超脱许多，因而上诉审作为对一审裁判的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对防范司法不公尤其是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调解是以双方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因而具有不可上诉的特点。这一对当事人上诉权的限制导致了上诉这一重要监督机制对调解不复存在。法官所须承担的诉讼风险也因此大大下降。显然这不利于督促一审法院严肃执法。同时，虽然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但对申请再审的理由作了严格限制：即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所规定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并且，要求当事人就此负举证责任。实际上，由于调解过程的非程式化和随意性特点，当事人很难在事后将调解的具体过程予以再现，因而也就无法举证证明法官在调解中违反了自愿原则。所以申请再审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这就使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启动。在监督机制被极大弱化的情况下，很难想像司法公正能仅依靠执法者的内在约束而得以实现。综上所述，由于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负面因素存在，实际上使得法院和法官对个案的处理有可能游离于程序法和实体法规范之外，这在客观上就为地方保护主义在民事审判工作中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二、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及其体现现化法制观念普遍承认：“不受限制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因此，一整套严谨、完备的诉讼程序制度的制订和遵行，以及相对完善的实体法规范，是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权滥用的基本前提。如前所述，在我国目前体制下，尚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又因其本身的缺陷和执行中的不规范，使得法院和法官的审判权在某些方面得到了不合理的自由发挥空间。显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在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肆意猖镢。1.现行调解制度本身的负面因素导致地方保护主义获得极大的滋生空间。地方保护主义往往从人事任免、财政政策、人情往来等各个方面影响和干扰法官的审判活动，有时还以“注重案件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等面目出现。而其维护地方不法利益的初衷显然与大一统的立法存在着尖锐对立。这种尖锐对立往往使法官无所适从，陷入尴尬境地。依法审判可能招致地方保护主义者的不满，进而在人事、财政等方面陷入不利；违心地错判虽然使地方不法利益得逞所愿，却又难回避法律本身的评判，和上诉审、再审的检验。不得不承认，在这种两难境地中，无奈的法官们往往正是籍调解制度所展拓的疏漏之处，才得以“突围而出”。从而在合法的案件处理结果之外，寻找到一种既维护本地方的不法利益，又不受监督机制约束，更无需承担诉讼风险的结案方式。而对更多具有强烈护法意识的法官来说，也正是因为调解制度的种种缺陷，使得他们失去了籍以抵抗地方意志的最后一件武器：实体法的规定和判决合法性的严格要求。所以说，正是因为现行调解制度弱化了程序法和实体法对法院和法官的约束和规范，使得某些极大损害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处理结果能够以合法形式出现，并获得强制执行力。显然，这就使得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获得了广泛而丰肥的空间。客观上促进了地方保护主义在审判工作中的猖獗之势。2.实践中一些背离调解原则的作法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得逞所愿的手段。为使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不断适应新的社会条件。我国立法机关曾一再对调解制度作出修改，直至一九九一年确立了“自愿合法”原则。应当认识到，这种立法上的完善和修正，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审判实务中普遍存在的重调轻判，压服性的非自愿调解等问题。然而，从我们当前的审判实践中来看，这一原则并未得到严格遵循。而“重调轻判”、“以压促调，以拖促调”现象不但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反而成了某些法院和法官用以维护地方利益，实现地方保护主义的重要手段。由于现行制度下的调解一般由握有该案裁判权的承办人主持，调解方案亦常由法官确定或提出。在这种“调审结合”的模式下，自愿原则往往难以落到实处。尽管现行调解制度的自愿原则要求法官不得对当事人意愿进行强制或变相强制。但是, 法院和法官常常会基于其地方保护主义的驱动, 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自己 是案件的审理者,手中握有对案件裁判权这一优势来“以压促调”。而当事人，尤其是外地当事人一方，往往慑于法官手中的裁判权，因害怕不同意调解将触怒法官，最终承担更加不利于已的判决结果，而违心地作出妥协。在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下，自愿原则往往被背离，而掺杂了地方保护主义因素的调解协议实际上也就意昧着对外地一方当事人权益的损害，既不公平，又违反了民事法律行为“表意真实”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类似的调解协议同样背离了合法原则。这种既违背合法原则又背离自愿原则的协议却能够以合法形式被赋予法律效力。试想，这是不是不合理制度为地方保护主义造就的一个“魔鬼者的乐园？”同时，虽然民诉法第九条规定“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但这一思想并没有得到贯彻。实践中，久拖不决，久调不决的情况并不鲜见，这对当事人尤其是外地当事人一方造成的讼累和心理压力。势必直接影响到调解协议的达成。也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实现的温床。 正是因为民事诉讼现行调解制度本身及其实践中的种种不完善，自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提出伊始，调解制度即不断受到质疑。尤其是当调解制度已成为地方保护主义洪流肆虐的“管涌”所在时，如何采取措施消解这一负面影响，就成为当前司法改革所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我们以实现审判公正、公开为目的的审判方式改革正获得举世公认的积极评价，但如果继续忽视了对现行调解制度的负面影响而无所举措，危害将是巨大的，甚至会导致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改革成果付诸东流。但是，应当认识到，调解制度因其在我国深厚的人文道德基础和诉讼价值基础而必将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对其进行严格的规范和修改就显得必要。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制订相关规则，以求对调解进行严格的程序规范和重新定位。三、严格规范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真正落实自愿、合法原则如前所述，我国现行民诉法虽然确立了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但缺乏一套具体的可以实际操作的规则以保障自愿、合法原则的实现。基于消解现行调解制度对地方保护主义放纵作用的直接考虑，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行调解制度进行适当修改：1.重新审视调解的目的及作用，进一步强调自愿原则。应当认识到，诉讼当事人通过行使起诉权而启动诉讼程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自身合法民事权利的保护。现代司法活动亦应尊重这一权利主张，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简单地以纠纷的最结解决为诉讼目标。因此，首先应当改变过去“重调轻判”的观念，而将调解作为一种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基础上的辅助性结案方式，要在调解过程中强调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使争议双方在处分自己民事权利前对各自的合法权利义务具有清楚、明确的认识，改过去“让谅型”调解为“公平型”调解，不再在调解中片面强调当事人的“互谅互让”和牺牲精神。笔者建议，在调解书的制作中，亦应如判决书一样写明事实和证据分析，并增加“本院认为”的说理部份，通过在“本院认为”部份的法理阐述和法律判断表达清楚审判组织的观点。使当事人即使让步，也要让得明明白白。如此，就使得实体法对调解协议的达成也起到了一定的规制和约束作用。也更能反映调解中的自愿是一种“清醒而理智”的自愿，这样就限制了法院对当事人意愿的任意强制。2.严格规范调解程序，防止其不规范性和随意性。 具体而言，为使自愿、合法原则在调解过程中得以贯彻，应制订严格的调解程序，如限定调解只能在合议庭评议结束后、宣判前进行（在庭审前的所谓“调解”应当是以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为主导的“和解”活动）。任何在诉讼其他阶段中开始的调解活动均为非法。严格规定调解的期限，如果调解程序开始后，经过法定期限仍调解未成的，应当宣布调解终结，然后作出判决并宣告。调解程序的启动亦应以当事人双方主动的自愿申请为前提，法官不得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鉴于离婚案件纠纷的特殊性，可把调解作为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法官得依职权启动）。明确规定不得将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态度和要求、调解方案作为判决的证据和当事人的心理底线使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实行“调审分离”，即在审判组织外另设助理法官，由助理法官主持当事人进行调解，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不得参与调解活动。同时，把审理程序与调解程序明确划分开来，在进入调解程序之始即裁定中止审理。以上这些制度的严格遵循势必将调解程序纳入合法的轨道。以使调解符合诉讼活动的基本要求。也必然使其自愿、合法原则的贯彻得到切实保障，从而有效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及其它司法腐败现象。3.协调和修改审判监督 机制相关规定，强化对调解的监督机制。对调解书的不可上诉似乎无可非议，那么再审尤其是在上级法院启动的再审程序对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就显得特别重要。而现行民诉法对申请再审条件的苟刻限制显然不尽合理。笔者认为，在上述调解程序得到确立后，对任何违反法定调解程序所达成的调解协议都可以启动审判监督机制予以纠正，这就要求修改民诉法相关规定，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适当放宽，增强其可操作性。同时，应当明确的是，调解协议虽然因包括了当事人的自愿处分而不便对其进行直接的合法性监督。但法院调解同样是法院行使司法权的方式，应当也必须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内。因而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同样具有抗诉权，只是其抗诉的理由更多地需要从程序上寻找而已。唯如此，才可能为当事人寻求救济提供更多、更强有力的合法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