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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人们正确认识法的价值才能将法的调整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大部分人们浅显的认为政策即为法的体现，大都过于重视经济政策的作用而忽视了经济法的作用与功能，导致此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此类人群未明确掌握与认识经济法的具体价值[3].所以，掌握经济法的本质与概念并维护、处理好其与相邻法律部门之间关系的重点在于对经济法的价值展开研究与分析。深入研究经济法的价值也能帮助人们更好的处理经济法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使人们自觉运用经济法并将其中功能与作用充分发挥出去。
（一）经济法的基本价值
在经济法中，其主体与客体分别为人和法，其中客体可对主体行为予以正确引导。经济法基本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为经济法可在人们相应目标实现过程当中对其予以充分协助，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并帮助其创造出更大的利益。在经济法价值当中应将“和谐社会”理念充分体现出来，只有其身处于和谐社会当中才能充分发挥出对人们积极推动的作用，此项作用作为经济法价值体系的重要基础直接反应了经济法的本质与社会目的。应在具体实践经济法时将协调、中介与对公平分配等相关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二）经济法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间的关系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任何部门法律都不能只对一种单一利益进行保障，也无法实现对任何形态与类型的利益均有所保障。每个部门法律制度都有对其自身利益价值进行衡量的尺度与标准，其会对利益体系当中的某一项具体利益采取具有一定偏向性的重点保护[4].经济法就是在偏向重点保护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个人利益的兼顾。从公平方面来说，首先，在具体实施经济法的过程中需从根本上做到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公正，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后则应在经济主体内涵当中予以大家等同的发展机会；再次即需积极调整其对于经济的具体分配形式，使分配结果充分实现体现出本质上的公正与平等；最后即应使最终结果保持公正平等。当今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整体利益观不仅与经济法学科自身的长久发展有关，还与如法律秩序的构建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息息相关。
（三）经济法的社会经济秩序价值
经济法对经济秩序所产生的维护与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经济得以高效稳定发展的基础环境，其作为一种现代化社会状态，保证了社会各界的顺利发展与有效壮大。经济法价值范畴内容当中的经济秩序具有很强的工具性，是经济法价值得以体现的重要形式。关注社会是经济法的核心与存在基础，若经济法无法起到构建健康稳定社会环境与发展氛围的作用，则其维护社会秩序的相应功能也无法展现[5].若经济法不能对经济维持者与社会生产经营者的行为进行良好的规范与约束，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自身价值机会被极大削弱，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局面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倒置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混乱，使国家无法有效掌握社会经济发展秩序。
（一）建立中国特色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从经济发展层面来看，西方国家大多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工业时代，在他们成熟的运行体制下，西方的经济及资本制度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善的体系，在经济公益诉讼方面的立法也相当地完善，目前主要集中于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及违宪审查等领域。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工业发展相对较晚，经历的时期短暂，发展也不够充分，因此，要避免完全的“拿来主义”或全部西方主义，将他们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照搬照抄、生搬硬套。相反，应当立足于我国的国情，设立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着重对消费者权益、环境污染、政府滥权以及中小投资者权益等方面进行规范和保护。
（二）拓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原告资格范围
由上文的论述中可知，我国在设计经济公益诉讼相关制度时，应当对原告范围进行延伸，而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的三大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具体来说，应当将公民个人、有资格的社会团体以及检察机关纳入主体范围之中，从而使行使诉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这既是适应公益诉讼的特点的需要，也是符合我国复杂多样的经济市场的国情的需要。国外在此方面有“直接利害关系人”理论以及“私人检察长”理论等，但不论是何种理论，在现实的立法中，都呈现出对主体资格予以扩大的趋势。因此国内在制度设计上也应跟上国际步伐，设计出具有本国特色的原告资格制度，以适用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法院自身改革以适应能动司法需求
在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设计方面，法院在自身改革的过程中应当考虑以下层面：
第一，态度由消极保守转变为更加积极主动。这里的积极主动并不是说法院应当主动干预，主动要求他人参与诉讼，而是指在某些方面，诸如案件十分新奇，现行法律尚未规定，或者案件影响重大、民众关注较高等的经济公益纠纷，而现行的制度尚不足以很好地解决时，法院可根据立法目的，借鉴国内相似先例，或者参考学者学说等寻求依据和法理支撑，从而提供更好的司法保障。
第二，对于案件新颖或者争议较大的案件，当法官自身专业能力不足或现有法律尚不完善时，可以充分借鉴国外的实践，引入专家、委员会等相关人才支持制度，综合参考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案件特点，独立作出裁判。
第三，开展司法合作制度。一方面，由于经济公益诉讼涉及范围广泛，该制度恰好能够解决管辖权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
（四）建立激励与惩罚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此处所讲的建立激励与惩罚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与上文所论述的原告胜诉奖励制度和滥诉惩罚机制是相通的。一方面，基于经济公益诉讼自身特有的诉讼周期长、取证困难、专业知识相差大等特点，建立起原告胜诉奖励等激励制度，给予他们充分的社会支持和物质帮助，从而有利于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和诉讼热情。另一方面，也需警惕他人钻法律漏洞，利用诉权侵害他人权益。因此，为了防范恶意诉讼，滥用诉权，浪费社会资源和司法资源的行为，也需要建立配套的惩罚制度，对此权利的行使予以制约和规范。只有做到激励与惩罚相结合，才能确保经济公益诉讼的体制更为完善，也能有助于在今后的立法实践中能够从容地应对更多、更广泛的问题。
我国各军事院校要培养合格的、优秀的、一流的现代化军事人才，必须要坚持把培养和提高军校学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对于军校学员来说，应重点帮助他们培养和形成以下几种重要的法律意识：
(一)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意识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一切公民和法人都必须遵循的综合性法律准则。实现依法治军和军队法治化建设目标，必须首先树立宪法至上的思想和理念。其次，军校学员要加强对民法、刑法等常用的法律知识的学习，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使得法律权威不可动摇，法律规定深入人心，尊法、遵法、守法、用法成为军校学员学习、生活和训练的基本准则和价值追求。最后，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我xxx事立法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已基本形成了现代化的军事法律体系，但许多军事学员对军事法律的重视和学习力度还不够大，军事法律的权威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法律既规定了人们的义务，更赋予了人们的权利。权利意识，要求人们能够对自我权利进行积极认识和维护，对他人权利进行积极尊重和认同。权利意识是法律意识的核心，在军校法制宣传教育过程中，要加强对官兵个体合法权利的宣传和保护，帮助他们树立充分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官兵在个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侵害时，不能一味忍气吞声和随意放弃权利，要本着依法、有理、有据的方针，充分利用《宪法》、《兵役法》等法律法规，自觉维护和扞卫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三)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和约束的意识
权力如果不受约束和监督，就很容易被滥用和异化，这是人们在探索法治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经验。只有将权力置于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并接受法律的全过程约束和监督，才能够有效防止权力失范和异化，从而实现依法治军和全面依法治国目标。军校学员大都可能走上军队领导干部岗位，因此要让学院从入校入军的那天起，就树立起权力必须受到约束限制的思想，并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来约束学院的思想和行为，从而确保学员在将来的军旅中能够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坚持依法办事和依法管理。
(四)“条令条例也是法”的意识
受中国传统刑罚观念的深刻影响，一些军校学员容易将法律简单地与刑法相等同和混淆，从而误认为军队中的条令、条例等军事法律只是制度，不是法律。因此，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手段，帮助军校学生自觉树立“条令条例也是法律，而且是重要的军事法律”的意识，从而自觉学习和遵守《纪律条令》、《内务条令》、《院校工作条例》、《政治工作条例》等军队条令条例，并积极抓好执行和落实，逐步养成按照军事法律办事的习惯。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已经有十二年之久，为了实现依法治国的理想图景，我国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基本有法可依。虽然有法，但法律在实践当中权大于法、人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废法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法律不被信仰，如果法律不被信仰，与一纸具文无异，就似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法律作为信仰的唯一对象在培养法律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究竟要信仰什么样的法律？良法作为一种有别于恶法的良善之法应作为法律信仰的当然对象。本文正是以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重要性为理论基础，通过以下逻辑来分析良法的这种重要性：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精神基础，这种精神基础又是如何形成的？法律作为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对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那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呢？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的良善之法应成为法律信仰的对象[2]。
1.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法律职业道德考核的分值偏低
从2002年开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将法律职业道德纳入考试范围，但是考核的分值始终徘徊在5分左右，与其他的内容动辄几十分相比较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很多高校在确定本校的法学专业教学计划时主动向司法考试中考核内容较多的科目倾斜。暂且不论这种做法的对错，但在实践中却直接导致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虚设，甚至有的高校根本就不设这门课程。有关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却在法理学、诉讼法或者司法制度概论等课程中讲解。这一点也显示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在高校法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地位较低。此外，很多高校在法学本科专业教学计划中设置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作为必修课，但没有专门设置系统学习法律职业道德的课程。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主要是讲解公共道德的课程。法律职业道德虽然属于道德的范畴，但不同于公共道德。法律职业道德具有主体的特殊性、规范的明确性和具有较强的约束力的特征。法律职业道德适用的主体主要是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对于非法律职业人员没有约束力。法律职业道德不能停留在一般道德准则层面，必须形成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内容的、具体的标准和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约束法官行为的《xxx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约束检察官行为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和中华律师协会通过的约束律师行为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这些基本规则都对相关法律职业的道德作出了特别的要求。而且，这些规范均具有实质性的约束力。如果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均要求追究相应的纪律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所以，思想道德修改课程不能完全取代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再加上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效果欠佳，根本不能满足法学专业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要求。
2.法律职业道德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较少，师资缺乏
目前在法律职业道德领域内进行专业研究的人员较少，各高校中从事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师资严重缺乏。这也直接导致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开设的困难。部分高校在法学教学计划中将法律伦理学作为法学选修课程。但是因为缺乏专业的师资，该课程一直没有真正开设。有些高校虽然开设了该课程，但是多由法理学或诉讼法学方面的教师担任主要教学工作。这些人员没有真正研究过法律职业道德，因此，该课程的教授也只能限于对有关职业伦理规范的讲解。另外，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方面的教材和资料也相对较少，对于该课程的开设也有较大的影响，直接制约了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发展。
司法考试对于本科法学教育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司法考试为本科法学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而本科法学教育对于司法考试而言，既是前提又是基础。没有法学本科学历，不能参加司法考试；没有发达的法学本科教育，司法考试就缺乏充足的优秀的应试者。法学教育可以是多元的，应当充分考虑培养学生通过司法考试的能力。各个法律院系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能力，包括师资力量、学生素质、教学设施等来安排自己的教学，考虑法学教学与国家司法考试的联系程度，合理地开展教学活动。总之，司法考试不能忽略中国法学教育的实际，必须衔接好与法学教育的关系；法学教育应尊重司法考试的本质与规律，以司法考试为契机，加快法学教育的改革步伐。
The completion of the thesis is attributed to many people's support andencouragement.
First and foremost, I want to extend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my supervisor,Professor Cao Daogen, whose patient guidance, valuable suggestions and make me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is thesis. His conscientious academicspirit and modest, open-minded personality inspire me both in academic study and dailylife. He gives me much help and advice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my writing, whichhas made my accomplishments possible.
Also,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all the professors who havetaught me in this university. Their instructions have helped broaden my horizon andtheir enlightening teaching has provided me with a solid foundation to accomplish thispaper and will always be of great value for my future career and academic research.
My thanks also go to the authors whose books and articles have given meinspiration in the writing of this paper.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pecial thanks to my parents, whosecare and support motivate me to move on and make me want to be a better person.
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过程性信息公开方面防止信息的泄露，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对过程性信息采取了绝对的豁免，如果仅仅考虑必要信赖关系而采取绝对的豁免，难逃侵害公民知情权等权利的嫌疑。过程性信息在内容上包括事实信息和意见性信息，事实信息，也叫做客观事实，主要包括信息形成过程中搜集到的基础数据、笔录等。客观信息不因行政行为和决策的改变而改变。而意见性信息包括行政机关内部之间或不同行政机关中的批复、请示等，具有主观性，对最后的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事实信息和意见性信息对过程性信息公开对社会稳定和公民权利的影响程度不同，笔者认为事实信息予以公开，意见性信息实行豁免公开，重点分析过程性信息内容，基于公开的正当性，按照利益衡量和坦诚等原则，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逻辑论证。
(一)事实信息应当公开
从信息公开立法草稿中发现过程性信息不公开的原因是考虑到过程性信息自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使行政机关最后的行政决定会出现反复的情形，如果随意公开过程性信息，可能会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产生影响，并且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危害。⑤查看众多的司法案例，大多数司法机构和行政机关按照《意见》判定为过程性信息，采取了绝对的豁免，明显的违反了信息豁免公开的初衷，忽略了事实信息的特征。过程性信息中事实信息是行政行为和决策的事实依据，具有客观性和成熟性等特性，它不因行政决策和行政决定的变化而变动，事实信息的公开能使相对第三人全面的了解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制作的流程，全面的维护自己的利益。
(二)个人意见信息豁免公开
过程性信息中意见信息一般包括不同的行政机关之间，和行政机关的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和请示以及包括专家们的提出的观点、意见等。对于这些意见性信息一般豁免公开，很多国家都采取了这样的做法，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看出，我们国家也是采用了这种态度，因为任何法律规范由于具有先天的滞后性等特征，使得法院和行政机关在依据法律作出的决定或者判决中会对相对人的权益产生一定的损害。法院在判决中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可能会通过阐明法律的方法保护相对人的特定利益。
所以这种所倾向保护的利益就是优先利益。⑥因此，一个行政决策的形成其实也是一种利益衡量的比较，它的产生具有一定的背景，如果意见信息也采取公开的方式，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将会发生冲突，利益争斗也会越演越烈，从而使决策过程受到影响，司法实践甚至因为舆论的压力导致迎合某些利益主体，从而影响了决策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为了使行政决策更加合理和全面，保证决策过程中每个人能畅所欲言，豁免公开是正当的。
但是在应用坦诚原则时，也要注意区分坦诚原则的合理性，参考到意见性信息公开后的压力，笔者认为这一豁免理由应当只适用于自然人的活动，而不适用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作为执行部门，并不存在自然人所可能承受的这种压力，因此可以行政机关整体的名义对外公开内部协商信息的具体内容，不公开意见来源者的个人信息，不会严重影响决策的正常性。⑦同时行政机关意见性信息的公开，就是为了使不同利益主体的碰撞，迫使决策者认识到自身对决策的重要性，在决策时能更加的谨慎，使行政行为更透明和民主。
在域外制度中，这种将机关意见与个人意见区别处理的先例很早就已经出现。例如，荷兰的《政府信息公开查阅法》规定：当申请涉及信息所在文件是为了内部协商起草的，则不得公布、泄露其中包含的有关对政策的个人意见的信息，为有效、民主政府之利益，可以公布对政策的个人意见的信息，但信息不能具体到个人，如果表达意见的人同意，则公布的信息可以到个人。⑧该制度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坚持意见信息豁免公开的原则，当涉及利益衡量的情况下，只能公布到机关意见，在公布个人意见信息时候，采取相关人自愿原则，如果个人同意则可以公布到个人意见信息。荷兰这种区分原则对我国过程性信息公开有一定的借鉴。
(三)事实信息和意见性信息混同应分割
在实践中，过程性信息不仅仅只包含事实信息，而是与其他政府过程性信息中意见性信息混同在一起的。例如，为了行政管理，首先会搜集到和行政事项有关的书证、物证和调查报告以及行政执法笔录等，其中书证、物证属于事实信息，行政执法笔录而属于意见信息，在事实信息和意见信息的难以区分的条件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泰国的《官方信息法》就规定，国家机关内部为履行任何行为而提供的观点或者建议，禁止公开，但不包括提供内部观点或者建议所依据的技术报告。⑨泰国采取区分处理的办法，对事实信息予以公开，意见信息采取豁免公开的原则。
其实在国内也是有这样的案例，例如，徐某某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拆迁案中⑩，在此案中，原告要求公开信息有“《案件审批表》《谈话通知书》、《询问笔录》、《上海闵行区规划和土地理局》、《协助调查回复函》、《案件处理审批表》、《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行政机关同意公开谈话通知书、询问笔录、协查通知书、协助调查。对案件审批表、案件处理审批表、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等选择不予公开。最后，原告不服，两级法院都采取了维持判决。回复函法院认为认定该信息是否可以公开应当考虑过程性信息的特征和保护目的。
过程性信息是行政机关在正式决定形成过程中的信息，对正处于决定形成过程中的信息，保护的目的在于防止信息泄露影响执法活动的顺利进行，避免由于信息泄露引起的误解和乱。回观本案，谈话通知书、询问笔录、协查通知书、协助调查等信息属于事实信息，而案件审批表、案件处理审批表、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则属于意见性信息，行政机关在处理事实信息和意见性信息采取了区分原则，对意见性信息采取了绝对的豁免。
因此，笔者认为，在混同条件下，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考虑到过程性信息不确定性的特点，其中的意见性信息主观性，如果采取公开原则，行政决策反复无常，则会使行政机关威严下降，公民对机关的信赖程度也不断的下降。因此，在过程性信息的公开问题采用区别对待的态度，即确定性的信息予以公开，而不确定性的信息由行政机关根据公共利益行使自由裁量权，既可以确保决策制定者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能够毫无后顾之忧的充分思考并且发表自己的意见，还能稳定社会秩序，更能树立政府权威，减少公民与行政机关乃至司法机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事实信息的公开，可以防止政府害怕因为暴露错误和疏忽而不予公开，事实信息的公布，不但可以起到纠错更正的作用，还可以让公民参与到行政决策和监督中，实现政策的透明化。
公益诉讼在当事人适格、诉权理论、法院角色、判决的既判力等方面与传统诉讼存在区别，其根源在于公益诉讼的理念在维护一种超越个人、关乎社会的利益价值，以社会整体利益作为表现形式、以经济秩序和经济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公共利益也正是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在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市场管理及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均凸显了公共利益的本位观，这也促使“现代型诉讼”之称的公益诉讼与经济法有着很强的契合性，因而基于经济法上权利义务而产生的公益诉讼即经济公益诉讼应运而生。但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在针对经济法领域侵权方面的制裁存在一定的缺陷，因而会制约对经济层面的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由于现有诉讼模式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因而公益诉讼制度这一新型的诉讼制度的建立十分有必要。其优越性体现在，从民刑及经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尝试解决上述的违法侵权事件，使得对违反经济法行为的处理具有全面性和根本性，从而弥补了现行三种诉讼制度之间因不同诉讼程序切换导致的各种问题。
(一)概念
法律上的权利推定是对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直接推定。该推定是否成立与前提条件是否存在没有关系，但本质上法律上的权利推定与法律上的事实推定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对占有物行使权利的人，推定为合法行使权力的人。再如，对土地边界所设置的隔离物推定为共有物。当然，对这种推定仍允许对方提出反证予以推翻，但由于只有事实才能成为推定的对象，因而，不能采取直接证明权利是否存在的方法。要想推翻推定，只能对前提条件的不确定提出反证，一旦前提被证明是确定的时，便不允许推定被反证推翻，与法律上的事实推定相同，对方不可能对权力推定的结果直接予以证明。有关权利推定的例子很多，如《德国民法典》第891、921、1006、1362条等都是所谓的权利推定，他们都是针对权力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的。
(二)本质
1.其中一些推定是以法院的自由裁判行为为基础的。例如，《民法典》891条的推定以在土地登记册中的记载或注销联系为前提。
如果权利推定应被适用的话，其前提条件必须得到证明。例如《民法典》第1362条第2款的推定以属于妇女个人专用的特定物为前提条件，这一点必须得到证明。
2.权利推定的对象是某种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现实存在，或某种权利的不存在，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1)只指向某种权利的获得或指向某种法律关系的产生的推定，仅涉及权利形成的事实的存在，必要时涉及权利妨碍的事实的不存在，但不涉及权利妨碍和权利消灭的事实的不存在，该推断仅考虑某种特定的产生要件。
(2)相反对某种权利的现实存在的推定，则不考虑从中可推断出当时存在这一权利的所有事实。
(3)同样权利不存在的推定，要多于权利消灭的推定，也就是说多于权利消灭事实的产生的推定，权利不存在的推定还包括下面的情况：由于不存在权利形成的事实或存在权利妨碍的事实，权利为成功地产生，但同样也不考虑法律能够也必须从中推断出某种权利不现实存在的事实。如果取决于权利或法律关系产生或消灭的时刻，那么其结果是，权利推定对此提供不了依据。
3.权利推定不是法律后果推定。法律后果不是被推定的，而是被规定的。权利推定更确切的说是法律状况推定，因此，将其称为法律状况推定会更好，更直观些。
4.权利推定的效果如下：
(1)受益于推定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就其主张的权利的存在或不存在作为权利主张来主张，相反，除推定的原始事实(在土地登记册中登记、占有、继承证书)外，它既不需要就权利产生的要件、权利消灭的要件提出主张，也不需要对其主张加以证明。也即，对于援引权利推定的一方当事人来说，它只需要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并证明此权利推定的基础事实，而不必主张产生权利或消灭权利的事实，更无需证明这些事实。然而权利推定规范的设置，并不能导致拥有权利外观之人终局确定地享有真实权利，只是减轻了他的证明负担，他因此无需积极证明自己权利的真实性，而是将举证责任移转给提出相反主张的人，由其举证反驳权利推定，也就是说对方当事人想反驳推定，他就必须提出说明推定不正确的主张，且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对其主张加以证明。
(2)对法官而言，法官不仅用不着对权利产生的要件或权利撤销的要件进行认定，而且如同在诉讼中的承认一样，也用不着进行法律适用，他只需要适用推定规范，并根据推定规范的前提条件，在反对的一方当事人就推定的正确性提出异议前，将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作为其判决的基础。
(3)权利推定的效果原则上有利于有理由提出权利推定所涉及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当事人，而不利于每一个被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人。但权利推定的效果有时候会受到限制，如《民法典》1362条第一款的推定只有利于丈夫的债权人。
权利推定属于典型的法律技术，它的出发点是客观事实，但又不绝对受此限制，而是在高度盖然性的经验基础上，用外在的事实状态推导权利存续的状态，即权利外观推定权利的存续、主体和内容。据此，拥有权利外观之人只要举起推定力的盾牌，就无需证明自己物权的客观存在性，并可防御他人对自己权利真实性的攻击;提出相反主张者则要负担该外观之人不享有真实权利的证明责任，以之来推翻相应权利推定。在此，拥有权利外观之人是防守者，其占据了有利的地位，提出相反主张之人是攻击者，其地位较为不利。
不过，尽管这种推定有利于拥有权利外观之人，让其“不证自明”地享有相应的权利，但它仍然顾及了权利外观与真实权利不一致的情形，使得真实权利人在这种情形中能通过“证伪”来推翻通过权利外观推定真实权利的法律效果，从而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因此，可以说，权利推定规范结合了“不证自明”和“证伪”两种方式。
(4)权利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权利推定对证明责任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于提出被推定的权利存在或不存在的当事人来说，他只需主张推定规范的前提条件，且在该前提条件有争议的情况下必须加以证明。对于无需依赖基础事实的权利推定来说，连基础事实也不必主张和证明。第二、对推定所针对的对方当事人来说，想阻止推定或排除推定的效果，则需就以下事实负主张和证明责任：主张和基础事实不相容的事实;主张与被推定的权利不相容的权利状态。如主张自己通过买卖、继承等方式取得了物的所有权，因此该物不可能属占有物的对方所有。对于上述主张，该当事人应负证明责任。
(5)权利推定不同于解释规则和证明规则。对于大多数推定来说，从开始就不适合，因为它不涉及需要解释的'意思表示和裁决，对于在土地登记册中登记和遗产法院的证明而言，解释可能是适宜的，但是，它并不像一个真正的解释规则那样，规定一个特定的解释结果。所以权利推定不同于解释规则;而相比较证明规则而言，权利推定想要的更多，它想推定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直接存在或不存在，之所以说它不是证明规则，是因为证明只以事实为对象，而不是以权利的直接存在或不存在为对象。所以权利推定也不同于证明规则。
①、《广州市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法》②、《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③等多地细则中看出，各地方政府立法规定是将过程性政府信息作为政府信息中的不公开信息的方式来处理，此外《意见》只是规定其一般不属于应该公开的信息，从含义上理解，是属于政府信息中不公开的信息。第二，信息划分的范围取决于制作主体和程序，假如信息间的制作流程和主体是一致的，那么，这些信息在同一个范畴内，然而政府信息和过程性信息的制作主体都是行政机关，并且都是通过外部程序形成的，属性上具有一致性。如果因为其在行政行为和行政决策之前的表现形式就否定属于政府信息，在逻辑上明显是矛盾的。
为了区别诉讼和解与诉讼外和解，法院对诉讼中达成的和解予以一定程度上的审查，但该审查应当主要偏重于形式审查。笔者认为，为了配合诉讼和解的效力，主要是对诉讼标的的确定力，诉讼和解协议还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对该诉讼标的的解决已自愿达成合意解决，并不得再对该诉讼标的另行起诉。审查过程中，法官还应主动行使释明权，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是明确诉讼和解的效力，即若无诉讼和解被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等情形，当事人不得再对本案纠纷提起诉讼。实践中，诉讼和解达成后，当事人通常通过撤诉的方式终结诉讼。
此后对本诉讼标的不得另行起诉的依据源自哪里呢?来自私法契约还是诉讼上的代替判决?笔者认为，国家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有选择和解以解决纠纷的权利，自应由民事诉讼法承认和保障诉讼和解协议的效力，否则，诉讼和解与诉讼外和解将一般无二，无法实现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种应有的功能。和解协议经法院审查后认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和解协议生效，并产生与确定判决相同的确定力、执行力、约束力。当事人应该根据自愿制定的和解协议的内容履行自己的义务，行使自己的权利。当义务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自己的义务时，另一方有权向做出裁定的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诚实信用原则是和解协议确定力、执行力以及约束力核心，即当事人接受和解协议确定的义务乃是出于对自己行为的应有之举。诚实信用原则被誉为民法中的“帝王条款”，足可见该原则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法律生活当中的统治性地位，人人均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得任意反悔，扰乱各种民事关系中的预测性。
而单单有内核是不够的，道德上的约束并不足以约束所有人适当的履行自己的义务，因而，还必须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为了充分发挥诉讼和解彻底解决纷争，消灭诉讼标的，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维护社会秩序等功能，赋予诉讼和解以既判力，应是题中应有之意。尽管理论上，对于诉讼和解是否有既判力，众说纷纭，但是应当看到，实践中，基于处理实际问题之需要，法院往往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原则上并不追求释义学上的逻辑一贯性。因而，从结果意义上说，笔者支持诉讼和解具有既判力的观点。以维护诉讼和解的既判力来实现诉讼和法律安定性的做法，在现代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军校学员是军队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后备力量，是党领导下实现强军目标的关键力量。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综合素质是军人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面。加强学员法律知识教育，增强学员法律意识，提升学员的法律修养和思想境界，是当前各大军事院校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共识和发展目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军、强军的时代下，加强军校学员法律意识的培养，既是适应社会趋势和潮流的必然要求，又是推进强军目标建设中的光荣使命。
参考文献：
[1]曾皓.论军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韶关学院学报.2010(8).
[2]陶波.论军校学员法理念培育的切入点。传承.2009(6).
（一）通识教育是法学本科教育的基础
法学本科教育是衡量现代社会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设进程的重要标准，担负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双重历史使命。法学本科教育性质是我国法学教育长期争论的问题。准确定位法学本科教育的性质，对于优化教学体系、确立学科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法学本科教育的性质的定位，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争议的焦点是：法学本科教育究竟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辨清这个问题，需要从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着手。法律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无论是法律通才还是特定法律职业人才都应是法律专业人才。所谓法律专业人才，就要具有基本的法律精神、深厚的法律知识和灵活的法律能力，都应该具有人文素质和法律专业知识。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是法学基础层次教育，着眼于学生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法律知识的全面掌握，为中国基础法律市场提供充分的“法律职业人”和为这门人文社会科学本身以充分的研究型人才。法学本科教育属于学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了法学本科阶段，要注意学术能力的培养和人文理性的养成。法学院的目标应该是使毕业生“能够在无须课堂教授的情况下，也能依靠自身的通过法学教育培养起来的素质和基本知识，迅速理解和运用新法律”。而这一切只能由通识教育来完成。只有注重法学本科教育的通识性，才能在教学环节中真正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才能为后继的本科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提供优质的生源。
（二）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是法学本科教育发展的方向
另外，我国尚未建立法律职业资格准入前在“司法研修所”学习的职业教育制度，本科法学教育也在实际承担着法律职业训练的一部分职能。“法律同时是科学和技能，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职业”。法学教育不应该只重视知识的传递和学术的研究，而忽略职业的思维训练和能力培养。
既然通过司法考试是进入法律职业最重要的常规性渠道，法学教育就应当考虑适应司法考试的要求，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注重同法律职业相结合。在法学教育中开展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法律诊所、职业训练等活动，不仅不与通识教育相矛盾，而且是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司法考试体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些特定法律职业的要求，法学教育在保留其通识性的基础上，应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成份，以消除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的弊端。因此，法学本科教育的定位应当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并且与职业教育相结合。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不能把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简单地定位成职业教育或通识教育。法学本科教育应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并与职业教育相结合。这是因为，法学教育的性质是多维而非单一的。一方面，法学教育应当注重法律职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使学生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素质；另一方面，法学教育不能只限定于法学知识的讲授，而应当向学生提供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知识讲解和学术训练，使学生养成“多知识角度的观点”，并进而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公正气质。
(一)经济方面
虽说家庭承包责任制一定程度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这种粗放型的小农经济并没有走出自给自足的局限。简单的经济基础抑制着农民对法律的需求，也降低了农民对法律学习的欲望。
(二)文化方面
我国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深受封建思想的荼毒，墨守成规和盲目的排外思想已经在农民的脑中根深蒂固，想要转变过来绝非易事。更有一些农民认为读书无用，即使考上大学顺利毕业还不一样出来打工，那还不如现在就去打工。所以说提高农民法律意识任重而道远。
(三)制度方面
1.立法环节
一是目前我国农村工作的立法工作脱离了农村实际生活，没有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和建议。二是制定好的法律没有落到实处，很多法律农民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寻求法律帮助。
2.执法环节
第一，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念不强，缺乏法律素养，执法过程中存在经验主义的不好现象。第二，执法人员执法方式不当及态度不友好，缺乏服务意识。20xx年5月，广西某乡村环卫工人蔡某按规定来每户收取垃圾清洁费，王某因下个月就要搬走为由拒交垃圾清洁费。第二天凌晨蔡某就把一车垃圾倒在王某的店铺门口，致使王某无法开门做生意。蔡某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既不能解决问题，又破坏了执法人员的良好形象。
想要明确诉讼和解协议的效力不得不从诉讼和解行为的性质的入手。理论界对于诉讼和解的性质主要存在四种观点：
1、私法行为说。
2、诉讼行为说。诉讼和解乃是当事人就其诉讼标的相互让步达成一致，并向法院陈述的诉讼行为。
3、一行为两性质说。该说认为，诉讼和解只是一个诉讼行为，然而却兼具实体法上法律行为的性质和诉讼法上诉讼行为的性质。缺乏诉讼法或实体法上任一要见，则诉讼和解归属无效。两行为并存说。
4、两行为并存说。即诉讼和解是私法行为与诉讼行为的并存，其中一行为在效力上有瑕疵时，另一行为也将受到影响。笔者认为，诉讼和解实质是诉讼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告提交到法院的双方存在的纠纷达成解决的合意，从而消灭了继续诉讼的意义的行为。和解达成后，既发生了实体法上，权利处分的法律行为，又发生诉讼上的效力，因而，笔者赞同一行为两性质说。
当事人基于处分权主义，对实体法上权利的处分乃为诉讼和解的肉体，而法院为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程序主体地位以及维护私法秩序的稳定，对和解协议予以审查并认为不具有无效或可撤销事由后，赋予其诉讼法上的效力，从而终结诉讼程序。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对于自身合法利益自愿做出的处分，当事人自由自己的考量，因而，和解协议的内容并不必然与事实或法律规定的内容一致。和解协议的正当性即源于此，即双方当事人综合各种考量之后，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与对方就纠纷的解决达成合意，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自主做出的决定。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得任意反悔。
1、国内研究动态
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农民工大军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以下是我国学者的主要观点：
陈信勇，蓝邓骏在《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的应然与实然》一文指出当前流动人口子女权益缺损主要有几点表现：
1.入学条件遭受不公正对待。许多地区的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需要很多证明才能申请就读公办学校。虽然国家已经取消借读费，但是还有很多公办学校巧立名目征收类似于借读费的歧视性费用。
2.难以平等享有教育资源。我国基础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及教育资源地区分布不均造成流动人口子女与优质教育无缘。
3.民工子女学校成为歧视源头，并且遭遇义务教育根本价值强烈冲突。
4.由于流动人口的工作、居住的流动性使得子女学习过程不稳定从而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李业春在《进城农民工子女受义务教育权法律保障机制研究》一文指出：
1.辍学和超龄上学现象严重。
2.多数流动人口子女只能就读农民工子女简易学校，学习条件特别简陋。
3.流动人口子女易产生不健康心理状态，影响对社会的认知，很难产生对社会的认同。
鹿文卿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保障研究》一文认为受教育权有缺损体现在受教育待遇上的多个不平等。
1.教育经费不足，根据xxx规定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经费的供给以流入地政府为主，流入地政府的财政直接影响到受教育权的实现。
2.教育及教学设施匮乏，多数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简陋，师资力量缺乏并且存在安全隐患。
3.参加教育及教学活动的不平等，流动人口子女容易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歧视而无法正常参加某些教学活动。
顾益民，张慧洁在《行政法语境下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权保障》中通过行政法视野分析认为造成受教育权益缺损原因有：
1.县市等基层行政单位所承担的教育财政压力和行政责任与其政治经济和法律地位不成比例，负担沉重。
2.缺乏有限的行政监督行为和系统性的行政责任追究机制。教育行政责任人往往是基层县市级的教育管理者，责任追究中裁量空间过宽。
法学院99级法学专业毕业论文情况总结
教务处：
法学院99级法学专业两个班93人已顺利毕业，现将有关毕业论文的情况汇报你处。
一、 法学院99级法学专业03届毕业班为两个班（1班49人，2班44人），共93人，全部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了论文，论文的规格、标准按照学校的要求执行。由于xxx非典xxx的原因，参加答辩的同学只有13人。参与论文指导的教师为23人，其中高级职称14人，中级职称9人，每位老师最多指导学生5人，最少1人，平均4人。
二、 学生论文的内容全部在法律学科的范围内，涉及到法理学、宪法、刑法、民法、经济法、商法、合同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婚姻法、税法以及国际法等内容，覆盖面较广。论文题目除极个别外没有相同的题目。通过老师的评阅，最终共有4位同学的论文获得优秀，83位同学的论文获得良，6位同学的论文获得中，1位同学的论文为及格，没有不及格的情况。
三、 存在的问题
1、 由于现在学生择业比较难，论文的写作时间正与找工作相冲突，因此，势必会影响学生安心写作论文。
2、 由于学生忙于找工作，特别是外地同学常不在学校，影响了老师按照规定对其论文写作过程的监督、指导。
(一)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观点，法律意识的培育和提高也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上去，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发展农村经济首先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各项基础设施的完善。其次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提高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由粗放生产经营模式转变为集约生产经营模式。再次是发展乡村企业。由一些乡村企业牵头，将分散的农户和市场有效的链接起来，这样就形成生产销售一体化。
(二)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加强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
第一，加大基础教育投入
一是政府在财政投入上，对农村教育特别是偏远农村教育应当予以倾斜，缩小城乡办学条件差距。二是教育主管部门对农村师资队伍建设予以大力支持，每年择优录用一批优秀师范类大学毕业生充实农村教师队伍。三是建立健全人才流动机制。加强城乡校际间纵横双向交流，将城区教师的评先评优及职称评聘与下乡支教挂钩，促进农村教育师资均衡配置。
第二，加大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的力度
法教育应该根据农民的实际需要和特点，采用适当的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对于乡村干部和广大党员，由于他们的政治觉悟较高，可以进行系统的法制教育，增强法治观念，并充分发挥他们的领导表率作用，带领广大农民学法守法。对于广大农民群众，必须深入他们中去宣传和讲解与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内容，结合当地的违法犯罪活动实例讲解法律知识，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使农民容易并且形象地学习法律。
(三)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
首先，立法机关在制定与农业、农村相关的法律法规时，要充分听取农民的意见和建议，反映农民的需求和心声，协调好国家法律法规与农民群众的习惯心理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其次，制定了基本的法律法规后，要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和需要，对相应的法律制度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修改。再次，要保障法律能够落到实处。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宣传，加大监管力度，严格执行法律。各部门之间密切配合，切实履行职责，保证法律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
(四)改善基层执法状况
在执法方面，要提高农村基层执法人员的自身素质和法律素养，增强他们的执法经验和执法的灵活度;要严格依法行使职权，摒弃权力大于法律的思想;要加大对执法者违法执法、滥用执法权等行为的处罚力度;要接受媒体与大众的舆论监督，实现阳光执法。
综上所述，提高农民法律意识任重而道远，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一项工程。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是改变现阶段我国农村法治现状的重要环节。只有农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把我国建设成法治化国家的目标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实现。
现今全國开设税法或者财税法的课程的高等院校虽然在数量上有一比较大的提高，但是设置的课时却是极为有限的，绝大多数是36学时，个别的学校是54学时，如北京大学、中國政法大学、长春税务学院等等。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今对于财税法或者是税法的讲授很多的时候是以财政、税务、税收以及会计知识为主的，对于法学知识的讲授却是非常有限，从财税法或者税法基础理论的探讨更是如数家珍，对于权利义务线索的把握和灌输确实不足的。财税法和财政税收等经济学等之后虽然会有交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两门学科还是有本质的不同，这正是法学学生和财政、税收学学生所存在的差异，权利义务是我们学习应该遵循的最基本路径。而从笔者自身学习的过程来看，我们在本科阶段对于财税法知识的了解和接受不仅有限，而且偏离了法学特有的研究路径的把握，所以在理论根基上并不是扎实的；同时，对于一些财政、税收、会计方面知识的缺乏又使得我们在实务中不能运用自如，出现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局面。因此，笔者以为，我们财税法课程应该遵循“权利义务”基本路径进行研究，运用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深入探究；其次，财税法学相对于法学的其他部门法应用方面更为频繁、综合性更强，因此，研究财税法的学生势必要辅之以一定的财务会计和税收学知识，这也是专业型人才培养。
“依法治國”首先要“依宪治國”，宪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其他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它相抵触，财税法治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公共财政、税收法定主义是我们所极力倡导的，随着对财政和税收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对于财政、税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公共财政这一服务于市场的财政，是将财政活动限定于服务市场的范围内，避免财政供给的不足或是过量，防止财政资金的浪费，财政活动的适度适时是我们财政活动的目标的；而税收作为一种侵犯國民财产的手段，更是将其定位于“债”的属性，是國民为享有國家提供的公共物品而支付的对价。纳税不是义务性的进贡，而是获得相应服务的方式，纳税人权利的意识不断浮出水面。一方面是人权在各个领域中的落实和实现，另一方面也是保护财产权的理论支持。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提出：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种种情况无不表明，对于财税的研究从法学角度进行探究，对于权力的监督，权利意识的树立意义颇为重大。因此，作为一名法学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更是要把握这一根本的线索，这也是区别于其他税收学等方面研究的显著方面。因此，从法理学和宪法学、行政法学的角度切入，从更为广泛的背景下研究财税内容，势必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这也是研究范式的一种转化。正如，日本学者北野弘久教授所阐述的税法并非是“征税之法”，更是纳税人据以对抗、制衡國家课税权的“权利之法”，这对于学生的学习则是另一全新的视角，权力和权利的研究也是我们在以后学习中所应重点关注的线索。
此外，要密切加强对法律关系、法律行为以及基本价值和基本原则等基础性知识在财税法中的具体的研究，尤其是该学科所特有的内容的研究。
同时，在自己的一些实习或者是实务操作中，笔者发现，我们现有的法学知识对于研究财税法是远远不够的，财税法学这一学科本身的特点表明：必要的经济学、税收学以及会计学知识的积累，是深入研究财税法的理论问题以及实务操作中所不可或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理论认识的研究最终势必要运用于实践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确的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是积极促进的，而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认识从成本收益角度看是无效的，结论正确与否要得到检验唯一的途径就是回到实践中去，特别是像财税法这样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更是如此。
我们不少研究财税法理论的学者或者以税收学位基础简单的附加法学方法对此进行研究，或者是从法学理论对此进行探究却忽视了财税法本身固有的财税经济方面的知识，总是给人以各行的感觉，因此，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要想从专业的角度对此深入研究，势必要辅之财政、税收以及会计方面的知识，真正挖掘学科自身的特点，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诠释该学科。
财税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综合素质的积累过程，是多领域知识兼备的人才。当然，财税法的讲授必须坚持“权利义务”、“权力权利”等法学特有的研究路径这一根本要求，相关知识的具备是该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该专业人才培养所必备的素质，两者兼而有之，但是应该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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