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类论文范文(优选7篇)

文史类论文范文 第1篇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 后现代主义 文化 福柯

历史是什么？20世纪，为数众多的历史学家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答。从狄尔泰的“历史即体验与理解”，到克罗齐的“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再到科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堪称流派纷呈，各具长短。在20世纪下半叶，法国年鉴学派、欧美的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德国的民俗学、意大利的微观历史学等相继兴起，几乎每一种观念与理论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与变更。创新始于边缘，在上述多个学科的相激相荡中，历史人类学的名称于20世纪70年代正式出现①。但年鉴学派早于50年代就朝着历史人类学的方向开始扩充结构史学。②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历史人类学于20世纪90年代勃兴。对此，彼得·伯克在92年版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中指出：“过去几年中在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中间都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反应，这就是反对与功能分析、马克思主义、计量方法相联系的，总之是与某种社会‘科学’的观念相联系的决定论。这种反应，或者说反叛，是在‘文化’的旗帜下发生的，而‘文化’这个术语像‘功能’这个术语一样，是与一种特殊的解释方式相联系的。”③进入21世纪，历史人类学已然成为西方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研究重镇，学术机构与学术团队日益增多，其学术影响日益扩大，许多成果的影响均超出历史学的边界。大陆亦已形成了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历史人类学学术研究机构与学术群体。已有学者对“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这一重要的历史学理论变迁进行了研究。④笔者认为，“历史是文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历史人类学兴盛的题中之义，拟就这一命题展开探讨。由于理论基础薄弱，本文更多是读书笔记及笔者个人的粗浅感悟。

一、历史人类学与后现代主义

“历史人类学”是一个内涵丰富而颇难界定的概念，与其说它所象征的是一个特定的新兴历史学分支学科，不如说它是一个复杂的棱镜——不时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巨大的酵母——不时催发出新问题与新方法。而后现代主义就是这一棱镜得以延展视野与角度的光线，也是这一酵母得以顺利并持续催发各种新范式与新方法的环境。在论述历史人类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之前，先简单介绍下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根据徐浩教授的界说，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前提，是历史研究的人类学化。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本质在于20世纪六七十年生的人类学的文化转向，它引起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文化取向代替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社会取向，从而导致历史学在理论、方法与写作实践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变革。⑤对此，徐浩教授以“历史是文化”来精辟概括这一变化。

对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接近与趋同，.埃文斯—普里查德这般表述：“梅特兰说过，人类学必须选择，要么是史学，要么什么也不是［……］。我接受这一断言，但是我想，是否可以做这样的改动——史学必须选择：要么是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⑥那么，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后现代主义于20世纪末在西方兴起，是一种至今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文化现象。对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言者纷纷，尚未形成公认的定义。根据高宣扬先生的界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历史和文化范畴，是一种心态、思维模式和文化范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类活动的新模式，是一种表达方式和论述策略，更是一种实践，是对西方文化所经历的路程的彻底反思。其根本述求，在于最大限度的追寻自由，而这一追寻与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全盘反思、深刻拷问与精彩解构密不可分。⑦而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传统的批评，简而言之，似可这样概括：西方哲学观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历史观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种族观解构白人中心主义，反思批评男性中心主义，女性主义兴起，自然观、生态观清算西方式人类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在与现代主义及传统文化的对立与论争中，不断地超越自身目标，也在超越中不断变更。诚然，作为一种多流派的、跨学科的、内容驳杂的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也有其缺陷，有着将一切东西带向碎片化、解体和丧失中心的危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在许多方面并没有真正完成，有些学说过于偏激。但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创造批判性兼具的充满生机的运动。作为现代思维重要部分的历史学与人类学，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着重反思批评的对象。

关于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马歇尔有着精彩论述，后现代主义不是“让我们认为我们能够知道过去的那种历史学。在后现代的端点，历史已变成诸种历史和各类问题。它问道：吾人述说的是谁的历史？以谁的名义？基于什么目的？后现代主义是关于未被述说、重新述说、不可述说的诸种历史。历史学也不像往昔一般，相反，它是各种被遗忘的、被隐藏的、无形的、被认为不重要的、变迁的、被根绝的历史学。它拒绝把历史视为直线的、且可用某种可认知的模式直接带向今日——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才得以理解。它是关于机会。它是关于权利。它也是关于资讯，……而那才是有点是后现代主义。”⑧后现代主义让历史学家在后现代情境中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窠臼，重新书写历史，乃至思考历史本身。作为对后现代语境下“历史学”何去何从的思考，罗伯特·F·伯克霍恩教授在《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一书中，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做出了颇具创见的回应。在伯克霍恩教授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去自然化”、“去神秘化”、“去等级化”、“去指涉主义”以及“解构”，⑨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条件和基础，传统的历史研究路数已经不再可能。在他看来，历史研究应当遵循一条“自反性”的思路，“超越文本主义和语境主义、诗学和政治学问题式，而进入自反性历史化合后现代文本化，超越这些基本问题式的局限而保留它们的合理意见。”⑩

后现代主义的旗手福柯则对人类学进行了考察。在他看来，人类学与西方现代性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学“在现代思维中肯定起了根本的建设性作用”，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限于这种现代性思维。福柯在《词与物：人类科学的考古学》这本历史学与哲学巨著中将这种状况命名为“人类学睡眠”。“这种人类学睡眠是如此深沉，乃至思维竟然莫名其妙地将它感知为清醒状态了”，要想将人类思维从沉睡中唤醒，还人以本真面目，其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彻底摧毁现代思维”。福柯为此进行了独辟蹊径的考察，他在其成名作《古典时代疯狂史》中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对“疯癫之人”的禁锢与压制进行了考察，所使用的史料是有关“疯癫之人”的细小行动的档案。在该书的“人类学圈环”这一章中，福柯写道，“疯狂之所以可能，只有由一个从非常遥远、但又非常必要的片刻出发，这是，疯狂是在其作为非真相的自由空间中，摆脱了它自己，但是这么一来，它又把自己建构为真相。”疯狂与人类学关联极大，因为“疯狂现在说着一种人类学语言。它以模棱不可的基本态度，同时为现代世界瞄准数个目标：疯狂令人不安的力量、人的真相和这个真相的丧失，并且，它的目标也因此包含了这个真相的真相。”“人类学的圈环”之诡吊，就在于“人之真相只有在消失的时刻中，才能被说出来；它只有在已经变成他者之后，才会显现出来。”那么，什么是人之真相？人之本质？福柯运用其知识考古学方法，对“人”进行了考察，最终认定“人只是一个最近的发明”。人之本质，不是肉体，尽管历史学家将肉体视作需求和欲望之源，但福柯认为肉体是一个历史概念，，它被卷入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利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人之本质，也不是灵魂。福柯以忏悔为例，极具说服力的论证了灵魂被社会化建构的历史。人之本质，也不是性。弗洛伊德宣称力比多是人的驱动力，性从来只是被压抑和被否定的，但在福柯看来，性自十六世纪以来没有被压抑而是一再被激发出来。性史昭示，性不是人的本质，“在‘身体’和‘人口’的连接点上，性变成了以管理生命为中心（而不是以死亡威胁为中心）的权力的中心目标”权力始终掌控着性，一方面压抑性，一方面制造着有关性的话语禁制。“性是在权力为了控制身体及其质料、力量、能量、感觉和而组织的性经验的机制中最思辨的、最理想的和最内在的要素。”无疑，福柯对人的存在的普遍必然性的批判与瓦解、对“人类学圈环”的解读是成功，但他并没有对“人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破而后立，正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想家对作为现代思维根基的传统人类学的解构，才使得后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得以出现。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后现代主义是历史人类学得以形成的催化剂与粘合剂。那么，被后现代主义深刻影响的历史人类学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其意义何在？

二、历史是文化：历史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及意义

根据雅各布·坦纳的界说，历史人类学的基本问题被归纳为三类。第一，涉及人类图像的演变，涉及以人为中心的自我描述的讨论和传媒条件的演变；第二，有关人们用以组织和调节自己社会共生的社会实践和符号形式；第三，涉及人类本性的历史性。其中，第二个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主要有四：一、与“身体”有关的人类社会行为，譬如生死问题、营养、衣着等等；二、被持现代化理论史观（传统史观）的学者所不屑一顾而甚少进行历史考察的社会存在，如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等；三、边缘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如失败者、越轨行为等等；四、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等。笔者对第二类问题的前三个领域颇感兴趣，因为它们的关注与研究或从下层着眼、或从边缘入手，对于丰富人类的认识有着巨大的意义。而该问题的第四个领域，则对于异文明之间的相遇与对话，对“他者”的尊重有着莫大的作用！

文史类论文范文 第2篇

尽管在古代，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来指导史学问题的研究，尽管研究的方法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事物的方法论相差甚远，乃至有些理论和认识具有很大的缺陷，但这些相关的方法和观点，对具体的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分析，对我们现代对古代历史的认知有着十分积极的参考意义。对于这些前人的成果，我们应该持有正确的态度，不能一味否定，而应该批判的汲取过来，作为我们的营养。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时代特点和史学价值，把握历史理论发展的脉络，推演历史前进的动力和发展规律，是我们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深入探讨古代历史理论，有助于解析古代哲学、史学思想体系与现代历史史观的异同，求同存异，科学客观的认识古代历史。

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阶段

任何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形成都会经历起萌、发展、繁荣、延伸（或消亡）的不同层次的演进过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同样经历这样的发展历程。目前我国史学界较为权威的划分标准是：先秦时期起源，汉朝时期逐渐形成理论雏形；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五代时期至_战争时期为繁荣阶段。下面进行分别探讨。

1、秦汉时期形成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雏形

历史时代的意识和认知水平决定于当时社会人们的思想。先秦、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封建社会的开端。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变迁，人类的认识水平在这一阶段慢慢得到提升。先秦、秦汉历史时代，经历的时间非常久远，因为生产力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基本没有什么大的进步，所以那时的人们对历史理论的认识发展最为缓慢。经历了夏、商、周等朝代的剧烈征伐和相互吞并，在社会动荡、斗争、经济政治变革、文化往来的动荡时代之后，涌现出了很多的大思想家和意识流派。“百家争鸣”是当时意识领域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古代历史理论的起源有非常重要的史学意义。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汉朝时代，奠定了多民族在同一国家共存的基础。“秦皇汉武”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一时期文字的出现，促成了史学发展的源头和根基。其表现就是史官、宫廷颂诗等，各国也出现了国史研究机构。汉朝时期，私人著史现象频频出现。后来为中国史学奠定基础的宏大史书《史记》、《汉书》先后问世。

2、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间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封建社会的相关制度和生产力水平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生产关系和思想领域的变化也开始出现。这一时间出现很多的重要历史思想和历史理论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要数“天下一统”的思想了，古代人们的“忠君爱国”的思想造就了天下一统理念的形成。“唯我华夷”的论点成为那时的海内一统的历史观念的基础，对于国家概念来龙去脉问题的争论和探讨也比先秦和汉朝激烈很多、先进很多。在这个时期涌现出的史学大家，如柳宗元等的史学观点，对天命和人力的关系、对国家与下属行政之间的关系等，都达到了空前的认识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达到一个新得高度。

3、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鼎盛时期

五代时期开始直至1840年的_战争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繁荣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不管是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征讨杀伐，还是经济、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还是对外关系的微妙变化，都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在这一时代有史学的意识形态有一些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忧国忧民的思想掺杂进史学观点里面，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现状带来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自史及人急切希望变革的原文。其次，多种史学流派纷至沓来，出现了多民族史学的并立局面。再次，这一时期史学观点更加贴近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在此期间出现了大量的历史性笔记和地方史志。第四，这一时期的史学观点普遍带有一定的批判意识，表达了人类认识论有向客观和唯物发展的需求。这一时期的著名史学大家如顾炎武等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论的繁荣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

1、古代历史以多种形式给我们留下历史理论财富

首先在古代史书对历史的讲述中，史学者除了客观的将一些历史事件记述下来，还从史学角度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见解，并且很多史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高度。其次，随着古代历史的延伸，许多史学观点的雏形和著作渐渐被积累起来，除了集中一些专门的历史评述中之外，在各种史书的字里行间也间或看到。再次很多的古代历史著作，以往统统被定义为历史大事笔记，而很少有人从历史理论的角度去深研之。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老子《道德经》《易经》等比较主流的划分标准是以往都在哲学领域内去研究，但观其内容，又何尝不是在历史理论的范畴内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2、对历史问题的延续性探索

这一特点相对来说较好理解，同一个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对于不同历史时代的史学者来说所意味的历史理论也不相同。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的成型和成熟，就是在这种连续性的争论和探索中逐渐形成的。

3、历史理论不独立于历史事件和历史史实之外

中国古代历史充满了变革与斗争，这也决定了史学者在建立和论述历史理论的同时必须依托于相关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事件，所以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没有独立于客观事件纯理论性的东西存在，绝大部分是以事论理，以理解事。所以往往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典籍都具有历史理论的高度，但是具有价值历史理论则肯定包含于历史典籍之中。

四、结束语

文史类论文范文 第3篇

任何一件事情，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历史教学也是如此。一堂课的开始是十分重要的，要想呈现一堂高效的历史课，教师要学会在一堂课的开始就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利用课前故事设置悬念导入新课的学习。例如，在学习《伐无道，诛暴秦》时，教师可以先通过秦始皇“扫六合”、统一天下开始讲起，讲到秦始皇建立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封建强国，这时可以设置悬念。通过这样一个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故事，学生的注意力被集中了起来。通过这样的故事悬念导入新课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解决问题，这样学生的兴趣就会更为高涨，也会更加积极地去学习新的知识。注意力集中了，对课文的学习和知识的掌握自然也就更为深刻。

2.抓住时机进行历史故事讲述

教师选择的历史故事一定要和本堂课所要学习的内容相结合，在学生兴趣与好奇心最为强烈的时候推出课程的内容。在进入课堂10～20分钟之后，学生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这时教师就可以通过历史故事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保证学生学习的效率；同时，对于一些理论性较强的知识和难点也可以通过历史故事来解决。例如，在进行“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讲解时，如果教师一味地进行概念的解释，只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越来越糊涂。所以教师可以结合当时我国沿海的一部分地区被外国人占领的故事对概念进行阐述，这样一来，学生容易理解，教师讲起来也更加轻松。初中历史教学往往会使学生感到乏味和单调，教师如果可以抓住时机进行一些历史故事的讲述，就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这样初中历史课堂也可以活跃起来了。

3.教师要用语言魅力再现故事

历史是一门严谨而科学的学科，教师在讲课中一字一句的差异都可能导致学生理解上的偏差。而历史故事的讲解更需要讲解者在表情、语言以及动作上的生动与熟悉，只有声情并茂，才能够将聆听者带入故事里的情景，让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且教师在讲述历史故事时可以适当带有自己的个人情感，讲到历史英雄人物时可以表现出慷慨激昂的情绪，而讲到奸臣贼子时可以表现出厌恶和痛恨的情感。善恶分明，可以将学生的价值观引向正确的方向。但同时也要注意对历史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以免误导学生。教师可以通过自己的语言魅力将历史故事完美地呈现到课堂中，吸引学生的兴趣，同时也加深学生的印象，让学生在动人的故事里学习知识，学习道理，分明善恶美丑。

4.课末总结故事吸引学生兴趣

文史类论文范文 第4篇

从概念上来说，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历史现象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主要研究其内容、形式、思潮、流派的前后相传变化的规律，同时揭示与社会政治因素的关系；本民族发展与各民族间的关系；各时代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主要表现为三个代表性的文学史观念：一是以文学活动，而不是以文学作品为文学史关照和书写的对象，作品与作品间是无联系的；二是文学史的意义是确立经典，因此文学史写作成为社会焦点；三是文学史是人们对文学的主观描述。20世纪初期，文学史的观念才进入中国，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始（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10年出版）。文学史的观念一进入中国就因其特殊的历史时期就不得不担任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从20世纪初对古代文学的否定，对晚清文学的贬斥，对通俗文学的不接纳以及各种文学观点的争论———都是很明显的。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文学所担当的历史任务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在时期发展到极致，文学演变成了政治的附庸，文学的发展也脱离了文学审美本质。在这样的文学史情境下，人们看到的是纯然“客观”的对文学现象、流变和当时社会状况的描述：各种“主义”层出不穷；文学史的分期也与政治的演变和朝代的更迭相一致；“”作家被排斥等等。在“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前，关于新的文学史观念就已经开始探讨，最具代表性的是在陈平原和钱理群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称之为“京派”；另一个是上海学者陈思和提出的“新文学整体观”，称之为“海派”。这两种文学史观念虽属于不同的“派别”，但是其观点、方向、目标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两派都要求打破原有文学史按历史事件和朝代更迭的划分方式，强调从整体上加以考察；都认识到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内容，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重审中国现当代文学主题；注重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并将其放在文学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加以理解。除了共同之处外，两派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京派学者提倡“20世纪中国文学”，强调历史意识，强调时代的完整性，认为现代文学正是与政治紧密联系才构成了很多问题的一致性。

“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人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擅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海派学者提倡“中国新文学”，表现出更为明确的文学意识，重点在于“新”———文学意义上的整体性和鲜明的个性。陈思和说：“‘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不一样的，新文学研究应该属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但它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3]从陈思和的“新文学”观点来看，更容易导出“重写”的学术要求来。但无论是京派还是海派，就“重写”工作来看，他们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即打破原来庸俗僵化的文学史写作理念，这对新时期鲁迅研究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新时期的鲁迅研究空前繁荣，除了对鲁迅生平，思想，研究，小说，杂文，散文等的研究之外，研究者主要倾向于将鲁迅研究放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将鲁迅从的“神化”地位搬下来，从文学本体来研究，还原鲁迅的本真。王富仁大胆提出，研究鲁迅应“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主张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应以“思想革命”的定位来取代“政治革命”的定位，对政治主导和结论先行的研究方式给予了否定。他说:“《呐喊》和《彷徨》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凝聚点何在呢？这座雄伟艺术建筑的正面立体图像呈现出来的整体面貌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它们首先是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魂灵’及鲁迅探索改造这种魂灵的方法和途径的艺术记录。假若说它们是中国革命的镜子的话，它们首先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4]这种对以往鲁迅研究中的反思和批判，体现的正是这种“重写文学史”的思想意识。

二、“重写文学史”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影响

文史类论文范文 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必然诺思选择一致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更，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将经过一系列必然阶段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历史必然论”。远在马克思之前，世界历史上就出现过不少有名的“必然论者”，_教的创始人就是这样的人物，他的信徒在很短时期就占领了从印度起到西班牙止的广大地带。十九世纪以来，由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也成为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必然论”者。有人认为，历史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社会活动的参加者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并能按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的活生生的人，所以历史归根到底由人“选择”所决定。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发现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些缺陷，他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资源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不同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制度结构。“历史必然论”没有为人的“选择”留下余地，所以不能合理解释纷纭复杂的社会历史。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后记中，诺思批评马克思说：马克思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没有认识到（西欧）“经济增长并不是必然的”。我们把诺思的历史观称为“历史选择论”。历史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还是取决于人的“选择”？容易看到，象近代西欧的稳步崛起和几千年来中国长期维持小农社会状态等宏观历史现象，很难说是由某些偶然因素造成的，应当认为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明明认识到，一些具体事件，包括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中国的“”），它们并不完全根源于一般社会生活条件，可以说主要是政治领袖“个人选择”的结果。在当时的环境下，政治领袖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结果历史就会与实际过程大不相同。从这一观点看，历史就取决于人的“选择”。可见，历史现象中既有完全必然性的事物，也有取决于人的选择的事物，所以“历史必然论”和“历史选择论”都包含有部分真理。也许我们可以借用黑格尔的思想，把“正题”和“反题”中正确的成分统一成为“合题”，从而得到全部真理。

二、历史并不完全是必然的

我们知道，人们在行为（活动）前大都有一个思考和选择的过程，不同的“选择”或决策，行为结果大不相同。人们活动影响的范围，主要取决于活动者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古代一个农民的活动范围往往不超过其出生地周围10公里，所以其决策和活动的影响十分有限；现代人联系和交往的范围虽然已经大大扩展，但普通百姓的决策和活动至多也只能影响他的家庭、亲朋和与其交往的少数人，很难对社会或“历史”有什么影响。地位显赫的政治人物（历史人物）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的活动大都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决策和发动“”，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生活，可以说大大“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美国总统_曾经否决已被国会两院表决通过的不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这一决策也影响到千千万万（中美两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因而也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科学的历史理论，应当对“个人选择”的作用和影响予以说明。借用“机会成本”的概念，也许有助于说明人们如何作出选择。人们在决策时都要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经济学把这一比较和决策的过程称为“权衡取舍”。在“权衡取舍”时，人们往往不仅要对某一选择的直接成本和直接收益进行比较，而且还要在不同选择之间（不同选择的代价之间，不同选择可能的收益之间）进行比较。显得经济学把作出一种决策时被迫放弃的那些选择中那个最好的选择（所能得到的收益）称为“机会成本”。简单地说就是“成本就是为了得到而必须放弃的东西”。机会成本并不是实行某种决策所实际付出的成本，而只是一种放弃了的可能性。社会运行中都有许多难以确定的变量，实际情况很象多人对弈或打牌（博弈论），最后结果不仅仅将取决“行为人”单方的愿望，还却决于“相关人”的反应，所以人们在作出决策时就需要对情况发展的可能性作出估计；另外，即使已经发生的情况，人们收集的信息也往往是不完整、不确切的，所以在作出“选择”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片面性，事后看来人们并没有作出最好的“选择”。

总之，“选择”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当几种决策的“机会成本”差不多相等时，决策就会发生困难，这时微小的信息差别就会导致决策改变，以决策为基础的行为也就相应发生改变，这样，作为行为结果社会历史，也就不完全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三、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

记得一位学者在说明经济学在分析社会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时，把有研究价值的事件分为“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意即“非常规事件”）两类，他认为，在常规事件中，人们的行为大都表现出理性，所以具有较高的可预见性，在解释这些事件上，经济学显得得心应手；但是历史学家注意的大都是非常规的“历史事件”，在这样的事件中，人们的行为大都表现出很强的“非理性”，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经济学在解释这些事件上往往就显得无能为力。

这位学者对“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的划分是有价值的。但是在“历史事件”中，“非理性”因素也许并不象这位学者设想的那样普遍，经济学看来，在分析人的行为时借助于“非理性”，往往是研究者无能的表现。严格说来，历史事件的真正特殊性不在于人们的行为由“理性”转变为“非理性”，而在于影响人们决策的外部环境变化太快，间隔一小段时间甚至只有几个小时，人们能够收集到的信息就会发生很大变化，结果有人很快得到了新信息，决策的“约束条件”增加，他们就根据新“约束条件”作出决策并采取行动；而另一些人却没有获得新信息，仍然根据原来的约束条件决策并采取行动，于是二者就会出现反差很大的举动（行为）。

快速变化的信息在时间维度上流动的速度不同，使历史转折关头表现出许多偶然性。在“历史事件”的研究中，人们很难把握信息传播的时间维度，因而无法用约束条件的变化解释历史过程参加者的行为，于是就把一些不易解释的行为归咎于“非理性”。当然，在历史急剧转折关头，某些人或者某一“社会群体”短时期内作出“非理性”选择也是可能的，因为突发事件往往直接影响人的情绪，而情绪就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并且还具有很强的感染性，当许多人被某种共同的情绪所感染时，群体行为就会大大偏离于“理性选择”。“破四旧运动”中“_”的许多狂热举动，就与当时特定的情绪感染有关。但是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毕竟很少。阐明历史的因果关系，我们不能过多地求助于“非理性”。

四、“历史合力论”和政治决策的影响

晚年的_认识到过去对历史过程的表述（历史必然论）过于绝对化，于是提出了一种“历史合力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人都参加了历史的创造，历史是所有人共同作用的过程，是许多作用力合成的结果。现在看来，这一观点是颇具说服力的。它不仅能够解释普通百姓的决策何以很难影响历史，而且还可以解释政治人物的决策何以都对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人的利益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所以其决策也相互冲突，于是一部分人的活动往往被另一部分人的活动所抵消（相互抵消）。

文史类论文范文 第6篇

二、中国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

三、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

经济史概念和研究体系的讨论迄今为止，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对于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范畴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尚处于混沌状态，有关的研究者只是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因自己的研究内容超出纯经济的范围，故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因此社会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待作进一步深入探讨。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有的学者亦在探讨这一学科的概念含义和研究体系等问题。对此较早进行探讨的是西方学者，如成立于1956年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社会史系于2001年提出了“什么是经济社会史”的命题，并认为经济社会史有三大特点:一是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即通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历史过程在长时段如何发生变化;二是整体的历史，即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三是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即人民日常生活史，也可以说是由下至上的历史。在中国，有原本从事普通经济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个人见解。最早对社会经济史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进行设计的是陆仰渊，他在《民国社会经济史·绪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中提出:“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两者之间适合或不适合，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内容。”所研究的内容，则“必须兼顾重视”影响经济变化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因素”以及政府的决策、政策，民族资本与官僚、商人和买办的关系。2001年，著名经济史研究学者吴承明在谈论经济史研究方法时也涉及了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问题。他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重视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并明确表示“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吴承明所说的第一学派也可以与第三学派归纳在一起，统称为社会经济史。关于研究方法，他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言下之意，经济史研究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的现象，更要考察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以及考察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方法已不同于普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而应该说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除了经济史学家之外，社会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行龙《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即专门探讨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时隔四年，行龙又在其著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中谈及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体系。他指出，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并强调“首先从区域史的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此外，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对社会经济史学科有所采用。例如，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1992年)一书，虽为专题性研究，但视角颇为新颖。徐泓和邱澎生1998年编制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专题”课程，虽未成著作，但亦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经济史构成体系的一种理解，不乏值得借鉴之处。其课程的内容构成包括:人口与耕地、田赋与徭役、政府的经济管制、农业生产力与土地经营制度、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工商业、市场扩展与商业制度、都市化的发展、人群的分野、家族制度与乡绅社会、民间社会的发展、政府政策与民间社会的互动等。体会和总结上述相关学者对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阐释，以及众多学者的各种专题研究，笔者觉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体系包含六个层面:一是思想观念层面，以能够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的思想观念为主体，包括经济方针决策者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等社会群体的集体性经济主张;二是经济决策层面，以政府为主体，包括决策者的经济诉求、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制定;三是环境层面，以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及经济影响为主体，包括国际关系与经济、外贸和投资状况，国内的制度变革和时局状况;四是经济活动承载层面，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包括他们的参与国家商政活动、组织状况、经济外交活动以及与政府的互动渠道;五是技术层面，以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为主体，包括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及创造、新产品的发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六是经济运行层面，即各部门经济的发展和变迁状态。

四、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未来之路

文史类论文范文 第7篇

一、人文教育的科学内涵

1、人文教育提出的国际国内背景

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人文教育的盛衰都与社会的大背景息息相关，都与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均衡发展有关。近代西方社会由于片面追求物质发展，使教育中的商业主义与职业主义泛滥。在教育功利性的驱使下，人们只重视教育的经济价值，而没有重视教育的人文价值，在实现了物质生活富裕之后，人们反而感到精神的迷茫与心灵的空虚。年轻的一代仅仅关注物质生活和物质享乐，对其他方面则日趋冷漠。物质生活提高了，却出现了道德水准的下降、个人主义的不断膨胀、社会责任感的大为减退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鉴于此，美国、日本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提出要重视人文教育，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我国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理应引以为戒，然而，从我国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前列地区的实际情况看，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生活水平提高，道德水平下降的事实。_同志曾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的失误。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种失误理解为忽视了人文教育的失误。从实际来看，我国的各类教育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人文教育的现象，其中中学搞的是“应试教育”，一切为了升学，为了考试，历史、艺术、伦理、哲学等人文科学在中学的课程里不是被排斥在外，就是形同虚设。由此而引起的人文精神底蕴的流失已成为所有关心人文学科教育人士内心深处的一大忧虑。

2、人文教育的内涵

对于“人文”概念较为普遍的理解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所谓“文化”绝不单纯就“知识”而言，更特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与人文教育相联系的是人文科学和人文素质。一般认为人文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人文素质是“人文科学、人文教育在教育对象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成果，也称文化素质，包括语言及文字修养，文学艺术修养、伦理道德修养、文明礼仪修养、政治理论修养、历史与哲学修养”等。人文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将人文科学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格。”

我们强调人文教育，并不是否定科学教育的价值，人文教育应该是与科学教育并重的丰富的人类文化内蕴的博采。

首先，从科技进步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看，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依靠的是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时代的进步，决定了人与科学密不可分的联系，决定了人们在科技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科学的眼光看待世界，以科学的态度投身社会。崇尚科学已成为人们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社会、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精神力量，或者说已经成为当代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崇尚科学的人类文明意识的普遍提升，自然决定了人文科学内涵鲜明的时代特点，决定了崇尚科学的教育、科学精神的培养成为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

其次，从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二者的关系看，科学知识积累的多少，是内化为人的科学精神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但科学知识并不等同于科学精神，科学知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等学科客观规律的总结，它属于知识体系，而科学精神是人们在接受了科学知识的教育，在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过程中，尤其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正确分析、选择、判断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毫无疑问应当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属于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应是充分重视人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完善人格的教育，是一种对人的终身教育。

二、历史教育如何实现人文教育的目的

通过上面对人文教育科学内涵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区别并不体现在学科的划分。属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如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甚至建筑学和环境科学等同样可以具有人文主义的内涵；同样，人文学科也可以具有科学性，历史学就是这样一门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学科。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方式和认识事物方式的不同。科学体现的是人类的工具理性，人文则体现价值理性；科学求真，人文向善；科学训练思辨，人文涵育情感；科学辨析因果，力图解释事物的存在方式和相互联系，人文则评价得失成败，致力于改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科学强调是非对错，人文注重好坏善恶；科学着眼于人类生活的外部环境，而人文关心的则是人的精神世界。从目前我国各种层次的历史教育来看，显然更加侧重于科学性，而不是人文性。但是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获得的更多的是科学思维的训练，而不是人文精神的涵养。同时，由于“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能力”在教学评价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之成为各级教育教学管理机构对学生进行历史考试和对教师的历史教学进行评估的惟一标准和主要内容。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引导下，人性良知、人格尊严、伦理道德和公民义务等等人文要义被无情地从历史教学内容中剔除出去，从而使得历史教育越来越难以负担人文教育的重任。如何才能使历史教育真正实现人文教育的目的呢？笔者以为，以下几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改革历史教学内容。目前历史课教学内容的主旨在于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规律”本身归属科学性的范畴。其实，对于人类生存具有永恒意义，体现着超越时代、民族和阶级的绝对价值的精神、人物和事件也应该纳入历史教学的内容，甚至成为主要内容。比如为募集癌症研究资金而发起的“希望的马拉松”长跑活动及其创始人，比如捐献车祸遇难亲属的器官救治他人等，这些都体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体现了对于生命的珍视，对于同类的爱心，对于疾病和厄运不屈的斗争精神，是应该让一代又一代人都记住并且发扬光大的。

第二，对历史现象及人物进行评价时应当加上道德维度，既要承认它推动或阻碍历史进步的客观作用，也要分析其心理、动机和机制，看到它对于人类生活和人类精神的影响，认识它在道义上的是非善恶。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作为农业资本主义化的一种方式，它的历史作用无疑应当肯定，但是对于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英国农民来说，这是一个极其残酷、极其痛苦的被剥夺过程，马克思形容为“羊吃人”。而法国大革命中将土地分给广大农民，在当时来讲这是最符合人民利益的解决土地问题方式，但是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它对以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不利的影响。“历史的”评价与“道德的”评价结果常常是不一致的，真正科学的态度应该两者同时并举，而不要仓猝草率地予以“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