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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语文论文范文1500(必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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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语文论文范文1500(必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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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语文论文范文1500 第1篇

关键词:2011~2015年 文化语言学 综述

一、综述

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罗常培所著《语言与文化》一书是文化语言学的先导;80年代,陈建民开设“文化语言学”的课程以及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首次使用“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和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形成。从此之后,出现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文化语言学得到了持续广泛的发展。

二、总论

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理论建设意识,即对其对象、任务、性质以及方法有一个纲领性的认识。但在近五年间,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笔者查到的资料仅有《文化语言学初探》(《时代文学》,2014)、《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青年文学家・语言研究》,2011)、《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商业文化》,2015)等,这些论文所论述的要点大多在之前学者论述的观点范围之内。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先后建立了众多较为完整的体系,现如今再想有所创新有一定的困难;第二,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但五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创新。

由于文化语言学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其理论建设已经非常之多,所以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对文化语言学进行总结性的认识。游汝杰、周振鹤的《耦耕集(文化语言学存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为论文集,这一系列文章的结集出版进一步梳理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完整地呈现出文化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邱智晶、任雪莲、窦晶主编的《回顾与展望:语言与文化问题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赵明发表的《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一文回顾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旨在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所以这五年中许多学者将视角转向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学体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语,金荣晃的《文化语言学》(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鲜语等。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之前就已经提到很多,但在这五年中不断得到更新。随着国外对比分析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度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对比的研究方法,并且这一方法几乎涉及了文化语言学的各个具体领域,比如《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男女性别语言差异研究》(《语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也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和民俗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结合,如《“真实的力量,民间的智慧”――方言节目的文化语言学思考》(《新闻知识》,2011)等。

三、分论

在近五年中,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在原有领域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下文分为8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词汇与词义

词汇与词义研究历来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同以往该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时期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学者们研究关注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对词语文化意义的探求,开始关注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汇系统的影响,比如《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盂兰盆”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时代文学》,2012)等;其次,S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到一些新词与借词,例如赵惠霞、周憬编著的《语言与文化阐释》(西安出版社,2011)一书中将当代新词语产生的基本途径作为研究的对象之一;最后,这一时期对成语的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涉及文学作品、其他语言、动物等各种类型的成语,比如《分析来源于文学作品的俄语成语》(《北方文学旬刊》,2013)、《汉泰动物成语对比分析及其文化差异》(李智文,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

(二)专名

对专名的研究,伴随着文化语言学发展的整个历程。邢福义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将专名划分为人名、地名、店名和数字。这一时期对地名的研究尤为丰富,涉及各个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乡村,如海南州藏语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山东省临沂村名的语言文化研究》(颜廷花,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族姓名》(《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涉及数字的有《“二”字文化语言学考辩》(《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专名研究:研究电视节目名称的《电视栏目名称的文化语言学分析》(梁艳,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研究粉丝团名称的《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分析粉丝团名称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时代文学》,2014),研究音乐专辑名称的《音乐专辑命名特点的文化语言学透视》(《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研究饮食名称的《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图拉,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等。

(三)语法

这一时期的关于语法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见,仅有《语法差异文化阐释》(《南方论丛》,2011)、《现代汉语对称结构的深度研究》(刘晓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和《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这几篇文章都遵从了申小龙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从文化语言学研究语法的具体观点,从一个具体的语法角度将汉语语法研究同汉人的思维和文化心理特点联系起来,主要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大一语文论文范文1500 第2篇

一、 理论建构,打造新语文教学蓝图

蔡伟教授对于新语文教学的贡献无疑在于理论的建构,着重表现在其系统地阐释了新语文教学及其相关概念,提出了新语文教学的标杆与核心。

正名——概念的诠释

毫无疑问,有太多的教师在谈论新语文教学时,会产生一些困惑,那就是:“新语文”之“新”从何开始计算?“新”究竟包括哪些内涵?确实,学者们对新语文或者新语文教学的研究很多,但能给新语文或新语文教学以明确定义的几乎没有。蔡伟教授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许多怀疑甚至反对新语文或新语文教学的人,大多将矛头对准其无明确定义这一缺陷,为此,蔡伟教授在其论文与论著中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他在《“新语文教学”辩证》一文中论道:“新语文教学”是指相对于以往的语文教学模式而构建的一种全新的语文教学体系,它以培养具有高超的语文素养、丰厚的人文精神、充分的个性发展的现代真人为目标(为什么需要语文教学),以语感和文感的培养为核心(语文教什么),以主体化、艺术化、情感化、实践化为操作内容(语文怎样教),以语文教学资源的全面拓展和现代教育技术的有效应用为途径,形成视阈无限开阔、理念新颖超前、内容新鲜立诚、形式生动丰富的立体、全息、互动的教学范式。①蔡教授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几个方面给新语文教育以明确的界定。而蔡伟教授的论著《新语文教学研究》更是系统介绍了新语文教学的各个要素,成为当今新语文教学领域的一本具有纲领性意义的重要著作,对于深化语文新课程改革,推荐新语文教学研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艺术化——新语文教学的标杆

什么是有效的语文教学?语文教学的内容与形式哪个更重要?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称得上是新语文教学?面对这一系列的难题,蔡伟教授给予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在蔡伟教授看来,基础教育界并不缺语文必修课程的基本的教育内容——那几乎是已经被规定好了的,如有差异,也只是在某些细节上。语文教学一直欠缺的是如何将这些内容以适当的方式生动活泼准确有效地传达到学生一端,即科学的、可操作的教学形式。他强调:“能否熟练掌握各种类型的教学形式,是教师是否成熟并获得成功的重要标志,因此,追求教学形式系统的丰富完整,提高教学形式的完美程度,是每个中小学一线老师尤其是文科教师重要的任务。”②为此,蔡伟教授提出了艺术化语文教学的理念,作为新语文教学的一大标杆。他强调,新语文教学对于传统语文教学的突破的最大标志,不仅仅在于突破了单一工具性和简单化教学模式,更重要的是,其多元化教学中以艺术性来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走艺术化之路是新语文教学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开展艺术化的语文教学才能彻底改变语文教学的贫血现象。蔡教授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艺术化语文教学的研究与实践》中系统论述了如何开展艺术化语文教学。在长达二十年的研究与实践之后,艺术化语文已成为蔡伟教授新语文教学理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在《论艺术化语文的建构》一文中提出的“宣教、定标、析艺、寻径、施艺、反思”六大策略③,更为广大一线教师实施新语文教学提供了有效指导。蔡教授孜孜不倦地追寻语文的艺术化之路,有时会亲自示范艺术化语文的课堂,他的课堂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深情款款,音乐感画面感十足。现今,蔡教授提倡的艺术化语文得到许多语文教师的认同。如浙江特级教师肖培东、陈益林,江苏的名师寇永升、刘祥等老师都是艺术化语文的实践者,他们也成为蔡伟教授新语文教学之路上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文感论——新语文教学的核心

蔡伟教授认为,新语文教学最大特点就是其包容性,它从来不拒绝任何值得借鉴的理论与模式,同时它自身也在不断创造着新的理念与方法。因此,体验论、协同论、对话论经常出现在其课程教学与研究中。而文感理论的提出与系统阐释,是蔡伟教授对新语文教学的新的贡献,也是其发现并验证的语文教学新的突破口。蔡教授发现语感教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陷入困境,这表明语感不能单独承担语文教学的大任;而文感的出现,能够解决语文教学中语感所难以解决的问题。蔡教授认为文感就是个体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通过长期的读写积累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对文本直接快速感悟与理解的心智技能。文感的稳定性、个体性、选择性、积累性的特征及其文体感、文化感、语体感、整体感、全息感等组成部分,都显示出文感的语文教学魅力,它和语感一起成为语文教学的“双核”。④文感理论的提出对语文教学来说无疑是幸运的,它立足于文本的整体,着眼于学生高质量的语文生活,注重学生的语文素养,文感的培养无疑有利于医治当下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痼疾,促进语文素质教育的提升。

二、 实践探索,播撒新语文教学种子

聚英集粹——通过全国性论坛推进新语文教学

为了推进新语文教学理论的不断深化,提升其实践价值,蔡伟教授想方设法凝聚国内语文教学精英,实现资源共享,思维共振。他联手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自2010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全国新语文教学尖峰论坛,至今已办三届,期间他还与江苏教育出版社、浙江省教研室等合作,组织了以新语文教学理念为核心的“江浙台高考语文命题与复习研讨会”“浙江省语文新课程疑难问题解决研讨会”等。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既为新语文教学研究者与实践者提供了极佳的交流平台,特别是论文评奖、论文集编印、课堂实录光盘刻制,均获得了参会者的好评。而语文教学界一流专家苏立康、顾之川、倪文锦、王尚文、林于弘(台湾)的相继到会,使全国新语文教学尖峰论坛成为语文教学界最高规格的盛会。新语文教学的理念通过这些专家的传播,深入到众多教师的学术世界,进而渗透到诸多班级、广大学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蔡伟教授一方面需要应付繁琐的会务,另一方面仍不忘亲自操刀,开设新语文教学示范课。为使艺术化语文能让更多的教师接受,蔡伟教授通俗地将之归结为一个“玩”字。在他眼里,“玩”不但是一种对待语文的态度,更是一种学习语文的行为。他阐明“玩”的内涵,强调“玩”的艺术元素,突出“玩味、玩赏”的现代性。他认为,具备了“玩”的精神与素质,可以开创语文教学新天地,可以使语文教学走出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最终实现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价值性的融合。他在第二届全国新语文教学尖峰论坛上执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便充满了“玩”的创意与精髓,⑤通过介入多种艺术元素,令全场师生为之动容,为之鼓舞。蔡教授的付出没有白费,与会教师觉得自己收获颇多,有代表在博客上发文说:“短短的三天时间收获很多,让我认识到一位风趣幽默的学者,也让我真正理解了何为新语文教学,怎样真正上好一堂语文课。”而刘祥老师的说法也许更切合蔡教授的艺术韵味:“蔡伟教授是个善于营造高潮的人。听他演说,但凡音调提高八度之际,玫瑰、海棠、百合等等鲜花便一起蓬勃而出,比之于口吐莲花者又胜数筹。自然掌声雷动,群情激奋……”⑥

华山论剑——在实施国培计划中倡导新语文教学

在今天蔡伟教授可能以国培专家而为大家熟知。他是浙江师范大学第一个申报成功国培计划的教授,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国培计划高中语文班、一届语文培训团队培训班,而且都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在实施国培计划中,他不把参训教师当作纯粹的学员,而是充分利用参训教师丰富的教学经验,创立了以角色转换为核心的全动型培训模式。他发现参训教师对新语文教学有着较为深刻的见解,能够熟练开展课堂教学创新,因此,他努力将培训的舞台让位给参训的学员,使之成为华山论剑的场所,让每个国培学员走向前台,发表自己的新语文教学见解;让他们开设示范课,展示新语文教学的风采;与本硕生互动,推行新语文教学理念。而他自己却退居幕后,做好服务工作。通过国培,许多语文教师不但从专家学者中汲取了新语文教学的理论养料,更重要的是自己也在蔡伟教授提供的平台上逐步实现了新语文教学构想。搞教师培训是十分辛苦的,三年国培下来,蔡伟教授人瘦了、显老了,也影响了他的科研绩效,有人为他不值,他却乐此不疲。他认为一个人的新语文无论怎样新都不是真的“新”,只有当中国的语文教学界都来突破传统的语文教学樊篱,创造新的模式,才有新语文教学的真正的春天。他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一方面国培学员以累累硕果报答了他的付出,例如寇永升老师,参加国培后,不断历练,终于在全国课堂教学大赛中凭借精湛的新语文教学艺术获得第一名;刘祥老师走出国培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相继出版了两本充满新语文教学思想的专著;而几乎每位国培学员回单位后,都在不同的范围作了多场新语文教学的讲座。另一方面,通过数百位种子教师的宣传实践,新语文教学理念不断扩散,新语文教学模式与方法也层出不穷,新语文教学正走出某些误读误解甚至是恶意诽谤的困境,逐步迈向教育领域的最高境界。正如福建师大附中王云慧老师在其国培总结中所写的那样:这次国培有太多的忘不了,因为有太多的感触,太多的收获。但更忘不了的是那“角色互换”中的一个环节——大学的教授们走上中学的讲台,真实地面对中学生,为我们上了颇具深意的语文课。从来不敢想象大学的教授会为我们开语文课——是语文课,而非讲座。蔡伟教授带给我的绝不仅仅是语文课,感动、感慨、感佩、感悟,不知是否足以表达我的心情。蔡教授把自己的理论运用于课堂教学的实践,用实实在在的例子告诉我们,他的理论并不只是写在纸上的;告诉我们,语文课原来还可以这么上。是的,蔡伟教授在其为国培学员执教的示范课中,无论是素材选择,还是语言运用,无论是课堂结构安排,还是点拨引导,都充满了艺术的特征和文学的风味。⑦

智慧生成——以技能训练发展新语文教学

新语文教学需要发展,发展就需要新人,蔡伟教授把新语文教学的发展寄托到年轻一代身上。他认为语文教学要真正获得新的春天,出现新的浪潮,只有依靠新生的力量,但他遗憾地看到,经过长达四年的师范教育,师范生并不能在实践中承担起改革语文教学、发展新语文教学的重任。原因在于师范教育仍然过分注重理论说教忽略了基于智慧生成的技能训练,从而导致师范生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不知如何应其然。为此他突破一般教授的大忌,将大量精力投入于本科生教学,开设了“现代说课艺术”“师范生教学预见能力训练”“语文学科案例教学”“语文微格教学”等技能性十分突出的课程。然而,蔡伟教授对于新语文教学技能的训练,并不仅仅停留在一招一式的传授上,而是从人文理想的高度出发,以智慧生成为目标,实施灵活多元指向未来的低耗高效的训练。蔡伟教授在其著作《语文课堂教学技能训练》中指出,语文教学技能训练的总目标便是智慧生成。同时,蔡教授赋予智慧生成以丰富的内涵,分别是理论智慧、情感智慧、实践智慧。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情感智慧。蔡教授用到了“动情”这个词,动情于教材、动情于学生。在对师范生的培养中,蔡伟教授很好地示范了他的“动情理论”,对语文动情,他的举手投足间都透露出他对语文的深厚感情,正所谓无招胜有招,在不知不觉中,师范生们开始对语文动情。此外,蔡伟教授非常重视对师范生实践智慧的培养,讲求教学的低耗和高效。蔡伟教授尤其注重对学生教学方法的培养,他认为方法不是“雕虫小技”,而是教师智慧的结晶,是教师实践智慧的核心;有法与无法,得法与失法,结果大相径庭。⑨蔡伟教授将其多年在中学教学中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学生,帮助学生总结教学方法并讲究教学方法的创新性,模拟实际课堂,让师范生们独自处理这些课堂上的突发状况,逐个点评。蔡伟教授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师范生,更成就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语文人,在这一过程中有辛酸、有疲惫,但对他来说更多的是欢乐和满足,因为师范生们的成长正寄托着他对未来语文教学满满的期望。

蔡伟教授是中了一种无法医治的“语文之蛊”,因蛊而“玩”语文,即始终不玩弄语文,也不被语文玩弄。⑧确实,他对新语文教学的执着与热爱是我们无法用苍白的文字表达出的,那就让我们静静地伴随岁月的流逝,见证这位语文达人在新语文教学的道路上坚韧地奔跑吧。

参考文献:

①蔡伟、方蓉.新语文教学辩证[J].语文建设,2010(10):3133

②蔡伟.论教学形式系统[J].课程教材教法,2005(5):1925

③蔡伟.论艺术化语文的构建[J].新语文学习,2009(6):2632

④蔡伟.走向“文感”:后“语感”时代语文教学的出路[J].全球教育展望,2008(2):7277

⑤蔡伟.《念奴娇·赤壁怀古》课堂实录[J].新语文学习,2012(4):4851

⑥⑧刘祥.蔡伟教授其人[J].新语文学习,2012(3):2930

⑦蔡伟、李墨.“读诗写文,破解无米之境”教学实录及点评[J].语文建设,2011(78):4245

大一语文论文范文1500 第3篇

关键词:文化语言学;对联;研究;评论

正因为该书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所以其导师张公谨先生说:“在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研究对联,第一是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把对联作为语言文化来研究;其次是用浑沌学得方法研究对联现象,这在以往的对联研究中实属罕见。”④这一评价是相当公允的。

《对联论》一书在语言学概念、民俗文化现象进行概说时,多采用追根溯源的方法,其论说具有科学性。

对于某些文化现象的追问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如作为春节语言民俗中的春联,该书就进行了溯源。书中说“春联源于春节‘钉桃符’习俗”⑤他补充道:“桃符,本为守门户、驱鬼镇邪之物,因此,当初置桃符并不择时应节。后来,习俗逐渐固定在除夕悬挂或更换,注入了‘岁月更始’时祈福纳祥的新义。因此,当对偶句与之相结合而产生的对联,便称作‘春联’。”⑥《对联论》一书由此不仅体现出了语言学的价值,而且也展现了文化学的价值。

以上从书中的具体文本出发,对书中“溯源”的部分文字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尽管有些内容并非杨大方先生首创,但是探寻有关的文化概念的原始意义却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它有助于让阅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有关概念的源流,不至于让人“陌生化”。另一方面,这样的溯源也使得论述更具有说服力。正是这样严谨的治学精神,使得《对联论》一书对于后人重新研究文化语言学及其对联具有“百科全书”的作用。

《对联论》一书的“附录”部分为后来者提供了研究线索,其文献学价值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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