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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合力论动力系统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
历史合力论是_在反驳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阐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仅仅将“历史合力”理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或者“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无助于全面把握历史合力论的丰富内涵，无助于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合力论之间的理论关联。
所谓“历史合力”，是指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多环节、多因素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动力系统。
在社会形态层次(最抽象、最根本的层次)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划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层次，由它们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判别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本质，是对一切社会历史规律的普遍抽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历史是一个包含多样性统一的丰富总体，本质的抽象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一般性规律不应代替特殊性规律，“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况且，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往往要通过各种环节的中介，在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的相互联系中才得以实现。这就需要将历史合力由抽象的层次引入到更为具体的层次(社会结构层次)上来。
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社会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经济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的历史动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动力；经济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既非机械的，也非总是直接的。因此，“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当然，这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总是通过与经济力的相互联系(如依赖经济条件、反映经济要求等)，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独立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准确理解社会历史的合力，既要看到经济力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看到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往往需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来实现；既要看到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同时又要看到它们自身对历史进程的独特作用机制和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样，历史合力论就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的“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机械决定论、单一决定论划清了界限。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前提层次上，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生产劳动发展史，生产劳动实践是理解社会历史的锁钥。生产劳动无非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生产劳动过程无非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结合的过程。所谓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就是指人类以社会组织的形式与自然协同进化。这种协同进化从来都是通过共存、冲突、融合等形式的矛盾运动历史地展开的，社会与自然决不允许单单把和谐或斗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社会力对自然力的作用集中表现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制约和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自然环境状态即和谐与斗争的哪一个方面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直接表征着相应的社会历史阶段和人类文明程度。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双重作用也以重大自然灾害破坏社会生活、引起社会动荡甚而延缓或加速社会形态更替等非常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唯经济中心论。
《品德与社会》历史教学也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让学生有机会去体味我们国家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以诗词歌赋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就是一个帮助学生提升人文素养的绝佳机会。诗词歌赋，采用古体语言，将现实与意境相融合，创造出具有感染力的情境，十分适合熏陶学生人文的情怀和素养。在诗词歌赋的选择上，应注意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古文理解能力，择取通俗易懂的诗词歌赋导入课程教学。例如，在导入《不能忘记的屈辱》（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教学时，就可以以著名爱国诗人闻一多所著的《七子之歌》作为这一课的开始，“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让学生在熟悉的韵律中，再次认真体会歌曲的情感，体味旧中国那段厚重而沧桑的历史给当时人民带来的迫切情感，为之后的屈辱历史的教授奠定情感基调，激起学生的爱国情操。
二、以古今对比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感受历史的沧桑变迁
社会是在历史的基础发展而来，任何一个事物产生、发展、消亡，都有其必经的历史阶段，历史反映是以前社会的状况，与前人生活息息相关，而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是由前人历史发展而来，具有历史的必然联系，这也是《品德与社会》课堂为什么要加入历史元素的原因。所以以古今对比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从现今学生熟悉的事物讲起，再回溯到古代，让学生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变迁，感悟历史的强大和社会进步的飞速，在赞叹历史中学习知识。例如，在导入《从古到今话交通》（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教学时，就可以有效利用古今对比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其实，我们现今的生活中本身就有古今交通并存的现象，比如距今一千多年的赵州桥，历经百年的江南水乡木桥，到现代感十足的上海钢铁大桥———南浦大桥等，都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将古今大桥的对比作为本课的开端，再合适不过，不仅贴近学生生活，激情引趣，还有利于减少历史的距离感和抽象感，这样的教学导入有利于打造高效的《社会与品德》课堂。
三、以教材插画观察提问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激发探索历史热情
图文并茂是新课程教材改革的一大方向，《品德与社会》的教学也应该顺应这个改革潮流，利用教材插画观察提问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充分挖掘教材图画元素，使丰富的教材资源得到充分运用，况且图画是学生喜爱的教材形式，教学增加插画的应用，也能活跃课堂气氛，减少课堂学习的枯燥性，同时激发学生探索历史热情。例如，在导入《吃穿住话古今》（人教版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教学时，就可以将教材插画观察提问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让学生依据教材中一幅描绘远古人类生活场景，进行古代人类生活的描述，包括远古人类吃什么，通过什么方式获得这些食物？远古人类的穿着具有什么特点，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穿？远古人类都住哪，插图中其实包含他们的住所，能找出来么？由一幅远古人类生活图景的插画，促使学生围绕本课主题“吃穿住”，想象并推导出远古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之后课程教学的开展大有助力。
四、以多媒体资料学习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直观展望历史
[论文关键词]新历史主义 文学批评历史 文本
新历史主义于1982年登上舞台，_·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它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历史文学转向中最主要的后现代文学批评思潮之一。它把历史的纬度重新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作为一种文本分析形式，新历史主义日益受到关注，它不仅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学批评方法，也已渗透到了其它学科中去。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背景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主要受到了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1．旧历史主义存在严重缺陷，旧历史观被唾弃
传统的历史观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研究者、认识者的，也独立于研究手段和工具。如果历史研究者能够在把握历史的过程中排除主观因素，公正地、中性地使用语言工具，就能够发现历史“真相”，获得关于历史的不容置疑的“真理”。基于这种认识，旧历史主义强调社会发展规律存在的可能和必然作用性，并允许作长期的社会预测；把思辨的历史哲学看成是一种模式，利用这种模式可以解释具体真实历史的发展方向问题。
然而这种历史观存在很大缺陷。其一，任何研究活动都存在主体意识的参与，没有纯客观的研究；其二，任何主体的参与，都会或多或少地烙上某时某地的时空意识的印迹，对历史的纯过去性研究亦不存在；其三，历史是一种动态的背景，只有当“历史”成为过去时，通过现今的讲述，才称其为“历史”。
这种总体发展的旧历史观在20世纪初就政治哲学家和形式主义的批判。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说：“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
2．形式主义长期独霸，文学批判借“语言学转向”之势解霸
发源于俄国的形式主义批评，是对传统历史主义的颠覆性破坏，是以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打破旧体系完成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认为，文学文本是一种语言结构形式，这种结构形式本身具备文本的自足性，文学批评只是对这种自足的文本形式的分析，与文学文本之外的世界无关。形式主义批评就是试图建立一个纯粹的文学文本的世界。与旧历史主义批评相比，形式主义开拓批评了与以内容研究为主的批评对立而互补的思维领域，是文学批评的进步。但是文本的自足性是不可能的，因为文本来源于社会生活、作家思想感情，并非从天而降。形式主义使文艺理论走出“历史”的轨迹，而落人“形式”的迷宫。
所谓“语言学转向”，在理查德-罗蒂看来，就是“使人们对于作为外部世界的‘再现’和‘表征’的语言永远失去了信任”，表现为一种“表征危机”。也就是说，语言已经失去了原来人们共同认可的工具性作用。“语言学转向”可分为三个阶段，两个转向，其顺序为：工具论——中心论——理论模式论。如果使用这一语言发展图式来说明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产生的过程的话，则可将旧历史主义看作是语言工具论阶段，将形式主义看作语言中心论阶段，将新历史主义看作语言的理论模式阶段。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是对“语言学转向”思潮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回应。
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几大“新”特点
新历史主义的第一个特点，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将文本的写作、阅读以及传播的过程看作是受历史决定并影响历史的文化活动形式，致力于开掘文学文本与其他社会活动、行为和机构之间无比复杂而易变的关系。新历史主义展示了深入文学作品世界的社会存在和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社会存在。新历史主义已经超越了传统历史批评研究“是什么”、“怎么样”的实证主义的历史兴趣，而通过分析具体事件与话语关系追问“为什么”了。
新历史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因为将文学文本放回到历史语境的解读不可避免的会使批评者主体重新受到“权力话语”的支配和抑制。但是如果批评者自觉意识到自己作为现代阐释者的身份，就能更好地抵制主导意识对自我意识的蚕食，更清醒地洞察权力关系的本相，更彻底地解放被权力压制的文本意义。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旨在回答发展的目的、发展的规律和发展的道路等问题。由于发展观不同，人们观察思考和解决发展问题的原则、方法和价值取向等也不同，从而影响人们对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发展方针的选择。科学发展观是在发展问题上的科学认识和态度，它的形成和确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历史的发展及其研究成果密切相关，它深入植根于唯物史观的沃土之中，它是唯物史观科学认识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成果。
一、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与历史唯物论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与科学生产力论
科学的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立论基石。在社会历史的长河中，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物质生产力始终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动因。马克思、_从这一唯物史观出发，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并将这一思想引入社会主义理论之中，明确指出，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是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共产主义是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团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实现的。因此《_宣言》把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作为无产阶级夺取_之后的首要任务。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唯物史观的这一思想，并根据当代的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丰富了此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而要发展，首先是要发展经济，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在这里，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生产力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人民主体论
历史唯物论历来把人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认为人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活动而已”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要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里强调的人是人民群众，这里强调的“本”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对于_人来讲，以人为本的实质在于“以民为本”，“以人民为本”，尊重人，就是尊重民，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同以往一切人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这些思想表明，科学发展观把人(人民)作为本，作为发展的目的，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强调在社会价值体系中，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在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中，以人民为推动历史进程的主体，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科学发展观的这些思想与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论既相一致又与时俱进。
第三，以人为本与群众利益
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的第一历史活动——生产是由人的需要产生的，人的其他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人的一定利益，只有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实现人的物质利益，人才能创造历史。因此，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物质利益是人的最根本的利益。可见，物质需要是生产劳动的动因，物质利益是生产劳动的目的和动力，物质需要和物质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源。
科学发展观坚持并丰富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科学观认为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的多方面的需要。人的需求不仅仅指物质生活要求，还包括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要，只有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谋发展、促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逐步过上小康生活。正如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与历史辩证法
唯物史观不仅坚持历史决定论，肯定科学生产力和人民主体论，肯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对历史进程的终极推动作用，而且强调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矛盾运动过程，社会发展就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它蕴涵着深邃的历史辩证法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确立，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要求等体现并丰富了历史辩证法思想。
第一，社会发展的过程性。历史辩证法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复杂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它贯穿于社会历史的始终，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矛盾的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推动社会历史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新的实践中为了解决新的问题而形成与确定的。在谈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确立时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同时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6]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面对的社会利益主体更多，领域更广，利益关系更为复杂。面对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要求我们的发展要更加注意统筹兼顾，做到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境、各个方面相协调。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妥善处理当前各方面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可见，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确立是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根据新的需要，它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
第二，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历史辩证法认为，社会是一个由诸多社会子系统构成的有机体，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有机整体。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由各个子系统之间在动态中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作用中推动的，在他们的相互作用中，需要协调、统筹地处理好发展过程中各个子系统内部及其彼此之间多方面的矛盾关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根本要求体现了这一历史辩证法思想，并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加以具体运用，丰富了这一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一是全面发展；二是协调发展；三是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和系统论的观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注重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推动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第三，社会历史矛盾的解决是全面性和重点性的统一。历史辩证法认为，在解决社会矛盾时，要根据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的任务和特点，既要全面看问题，又要重点地解决问题，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科学发展观关于全面发展的观点，坚持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两点论和重点论是密切联系的。科学发展观从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在发展观上的重大进步。全面发展观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同志代表新一届领导集体多次指出：“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社会与经济共同发展。如果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经济也难以实现持续较快发展”。上述论述可见，科学发展观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辨证统一的唯物辨证论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的目的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阐明社会历史决定论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论的思想，同时阐明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而且自由王国的到来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还告诉我们，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必然要与他人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相一致，这是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
科学发展观继承并丰富了唯物史观这一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要坚持“以人为本”，即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根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人民的利益既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首先，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但又不能仅仅停留于这一层面，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指在不断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素质，实现人的整个身心的全面和谐发展。一个人如果只注意物质生活条件改善而轻视精神生活的追求是不健全的，如果发展也很难实现真正全面的发展。一个社会也是如此。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发展既包括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进步；既包含了物质需要增长，也包含了民族精神的不断更新和人文精神的不断丰富。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确立与落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丰富与发展，为人类美好目标的实现做出了理论贡献，提供了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M〕.272.
〔2〕马克思_选集(第1卷)〔M〕.72.
〔3〕〔5〕_〔N〕.2004—02—29.
关键词： 中国历史学 界限模糊 社会科学
一、中国历史学的内容
历史虽然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关注和研究，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全面的和完整的，而是有选择的和有限度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论方法的创新而逐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的程度，这就是所谓的时代问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使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理论方法，它们必然会影响和制约人们和历史研究者对历史内容的认知、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的选择，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历史资源的开发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历史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角度逐渐更新。与此相应的，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也就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已经证明这一点，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所面临的问题日趋多元化，也更多地寻找历史的借鉴，从而使社会史、区域史、城市史、社团史、人口史、法制史、教育史、现代化史等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相继兴起。即使是一些老学科，也会因时代的需要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采取新的研究视角，如政治史研究中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基层_等，经济史研究中的企业、金融、商业、经济制度、原初工业化等，文化史研究中的社会文化、产业文化等，从而使各相关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都被用于历史研究。
从历史学的涵义来说，所谓历史学，就是重建历史的科学。它既要重建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又要重建这些事情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既要复原和描述各种历史现象，又要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的各种特点和规律。如果说复原和描述历史现象，不一定需要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只要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就可以完成的话，那么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则不能不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如政治史从研究_更替、政治变动进入到研究制度变革、政治效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史从定性分析、举例研究、现象陈述进入到定量分析、综合研究、规律探讨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数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史从研究民众生活、风俗习惯进入到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他历史内容的研究无不如此。
如果历史是包括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历史学应该适应时代的需要，探讨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那么采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和结合就是必然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除了有历史学这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因素，但是，历史学研究引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向历史的渗透，即这两者的专门史研究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一般说来，后者侧重于其学科产生发展过程的研究，前者除了包括后者的研究内容外，更注重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相关的社会情况的研究，对各方面的社会情况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意味着历史学这一本来就是社会科学之一的学科，将具有更多、更强的社会科学性，乃至成为涵盖面最宽的社会科学，也要求历史研究者除了需要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外，还需要具有更多、更全面的社会科学知识。
二、中国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原因
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讲过这样一句值得人们深思的话：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因为自己的无知，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显然，历史学同各个学科一样，也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历史学。为什么当代历史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加密切？首先因为最初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界限的划分，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地割裂彼此之间内在的联系。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始终是存在的，因为各个学科所需要研究或认识的客体，都是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尽管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殊性，但历史不过是昨天的现实，历史、现实和未来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因此并不会改变这种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有时十分隐蔽罢了。但在中外史学发展史上，人们从不少享有盛誉的史学名著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系。
在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过程中，除了可以见到历史研究一体化的趋势之外，还可以明显地发现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历史研究要有理论深度，就一定要放弃以经验为特征的史学方法及原则。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主要表现为重视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其进行理论性的描述，而非仅仅是历史过程的堆砌或历史文献的积累，也不是在历史认识中仅仅停留在感性的考实性的判断上。这就需要揭示考实性判断所传达的历史信息背后蕴涵的深刻的历史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借助于传统史学以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即只有传统史学的界限不断被打开、被扩展史学不再像历史学，或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先定的、标准的历史学模式，如果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模式，就只能在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寻找。
三、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一）从理论与方法上看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一个经常被历史学者津津乐道而往往为社会科学家所忽略的问题。它反映了历史学界对自身发展前途的关切，也流露出沉寂持重的史界对热闹欢腾的社会科学界的向往。人类由于自身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把其所面对的复杂世界分而治之，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许多分域，并因而产生许多相应的学科，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复杂画卷和社会科学的广阔园地。然而历史的位置在哪里呢？焦虑由此而生。作为安慰的解答是，历史隐藏在这些社会事象的背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既往存在形态构成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处理的是横切面的问题，纵切面的问题留给历史学处理。
（二）历史学对于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和包容。第一，历史学的根本使命是叙事性的。它叙述人类社会的古往今来，这些历史的基本事实是独立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客观实在。这就构成了历史叙事的独立性的基础。所以，从历史学的叙事性使命而言，历史学相对于各种社会科学都有其独立性，不可能以某种社会科学来完整地包涵历史。第二，历史学的独立性正是其具有包容性的基础。历史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即在每一个时代可以采用这个时代突出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认识历史，从而使历史叙事带来鲜活的时代气息或表现为历史研究中新的问题意识的产生，或表现为新学科所提出的概念和范畴的借用。它们最终都可以从新的历史叙事方式中得到体现。第三，历史学的独立性与包容性，要求我们对各种社会科学和各种理论应保持开放头脑而不能盲从迷信。在采用某种理论得出一种历史的解释后，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是一种解释，但不能说这是唯一可用的解释这类现象的理论，历史研究者仍然可以选用其他方法来描述。套用一句老话就是：理论是灰色的，历史叙事的生命之树常青。
四、新时期中国历史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转变
（一）培养多元化观点。史学家长期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摒除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反对用欧洲历史或其他任何民族的历史作为模式来匡正、臧否中国历史，主张通过本民族历史的深入研究，发展出一套真正反映中国历史本相的研究体系。在美国科学家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提出之后，更多学者开始思考“非中心问题”。国内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开创者侯且岸教授指出，在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中，并不是说建立起“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以后，就全部解决了问题。事实上，建立起这样的观点和取向仅仅是迈出第一步，还必须把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放到世界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既要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又要看到各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历史考察中没有谁是中心的问题。我们必须培养一种“非中心的意识”，而且只有在普遍问题的研究上树立多元化的观点，才能对历史上诸多可能性的问题提出新见解。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西方主流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关系，克服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突破狭隘的民族、种族主义的历史局限。
（二）坚持历史研究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的原则。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文化的一体化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恰恰是这个世界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正是因为人类历史本身具有的不平衡、多元化、多线条、多种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历史研究的多样性。历史研究要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个性化，展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特性和魅力，消解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形成公正合理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当然，纷繁复杂的历史毕竟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历史学就失去了它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资格。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否则就会最终陷入不可知论。需求普遍主义的结构，是西方新史学甚至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多样性的历史研究就是要重建真实的历史，以人类发展的多样性经验解决一体化产生的种种问题，消除文明单一化的倾向。因此，阐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必须与反映各民族具体的历史特点的多样性结合起来。
（三）与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建立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重新定向中国史学的关键不是要盲目否定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而是与这些范畴建立一种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其传统学术借助西方的话语系统向现代转换，既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又是历史的进步。因为但凡生命力长久的理论都是上升到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经验的结晶。另外，当下，和传统之间隔着一个现代西方，无论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还是从学术意义来说，西方曾经设定或正在设定的框架已经成为我们所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彻底摆脱它，只能应对挑战，更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我们需要意识到西方的话语系统及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普遍价值的种种局限与不足，看到它的问题与危机及西方在应对这些危机时所采用的办法。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吸取西方理论中的精华，同时消除其消极影响，不再重蹈覆辙。
（四）中国史学的研究应具有世界的眼光。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并求得持续的发展与进步，都不能闭关自守，与世界隔绝，都必须时刻关注和了解世界。从20世纪5O年代起，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范围内的史学反省活动推动着新的历史观念的形成。在此基础上，东西方史学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反思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似乎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与高度重视的一个误区，即视野狭窄，抛开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去片面孤立地思考和研究中国历史。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史学的研究尤其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重新定向中国史学应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和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最大限度地克服和避免狭隘性和局限性，而且有益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和解答中国历史发展嬗变的特殊动因及其规律，以期对整个中国历史作出科学准确的定位及客观的评价，更有助于中国史研究走向世界，加速推动中国史研究与国际史学接轨，促进和国外同行进行直接对话与交流，消除长期以来在世界史研究中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与歧视。这是中国史研究真正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因此，对于中国史研究者来说胸中有中国固然重要，但是绝不可眼中无世界。
1．1政治文明的含义政治文明属于人类的历史范畴，政治文明在人类一步步发展的历程中不断提高和不断完善，他随着社会的形成，国家的发展不断的向前推进。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政治文明是人类不同利益集体不断斗争和改革妥协中形成的果实，是人类政治智慧所形成的良好的结合体。人类文明三位一体，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约和促进该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又对政治文明产生影响，那么如何处理三者的关系，关系到政治文明能否更好的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促进作用。
1．2古代的政治文明夏朝的建立，中国从“公天下”走向了“家天下”，“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国家开始逐步完善法律，设立军队，_等暴力机构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封建王朝历经商周之后，在周朝末年，战乱四起，国家动荡不安，封建社会土崩瓦解，战国末年秦国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秦始皇建立秦朝，中国进入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时期。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制政治，中央围绕着两条主线，其一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其二加强中央权力，削弱地方权力的政治制度改革，当然其中夹杂着笼络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的形成。威慑边疆少数民族地方的民族政治政策。古希腊雅典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中的精华，经历专制王朝的中断后。雅典形成了超前性的民主政治文明。他的超前性体现在人类文明还没有达到该有的内涵，他已经开始形成了足以让两千年后，都为之羡慕和震惊的民主形式，他极端的强调个人主义，尊重每个人的权力，每个人都对城邦有重大事物的表决权。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并不能给予他前进的基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种高度的政治文明被时代淘汰。不过优秀文明总是如深地草根，一旦社会真正形成该文化的基础，这种政治文明将是另一种姿态重新出现。
1．3现代政治文明严格意义上来说，“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源起于1215年的《大》。”“其后在西方几百年权力斗争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新大陆的发现、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胜利。现代政治文明的内涵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权力制衡等要素开始融人到这个社会。1956年结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开端。1978年之前，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良性的政治文明开始逐步形成，并且在后来历次的会议中，为政治制度的建设确立了正确的方向，政治文明开始稳定向前。
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2．1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困境
马克思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种形态，在它所能容忍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_《_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十月革命，已经预示着社会主义将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中脱胎而出，苏联经历了自身的内战和对外战争，社会主义苏联在混乱中开始稳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面积的形成，应得益于二战中苏联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遍地开花，这正是应对了马克思在《宣言》中的那句结论性的话语。但是在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之初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后来慢慢的举步维艰，制度僵化，政治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所有的矛盾在_—1990年爆发，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也应对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评》中的“两个绝不会”，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没有到达那种程度。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治文明的建立，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2．2之前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让人心有余悸
从1956年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2年中，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十年，让所有取得的成果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良好的政治制度被破坏的体无完肤，政治文明建设几乎倒退。担心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成为了有政治意识的广大群体最大的心结，当然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出现，应该也成为了我党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建设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3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符合历史发展
3．1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得以彰显资本主义从产生开始就伴随着血和泪的扩张。他们用尽一切手段进行资本积累圈地运动、早期的海盗运动、对工人进行无情的剥削。这些种种行径为了成为财富贵族，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同时为了扩大市场，进行殖民扩张，发动对外战争，把落后25l的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商品销售地，给这些落后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和灾难。现今社会下资本主义打着“人权”的政治旗帜，实质是扰乱世界安宁，推行自己政治模式的暴行之举的倾向。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明的优越性得以彰显，社会主义不仅提倡效率，同时也提倡公平。
3．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进入了良性循环
在十三中全会公告中指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政治就进入了—个良性发展圈。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党和_不断的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最初的推行改革开放到日益重视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从司法不完善到逐步完善司法制度，另一方面不断的将更多的权力直接赋予广大的人民群众。使他们能在真正的成为国家的主人，从经济来看，中国经济硕果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绩都证明了坚持中国_的领导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时期，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历史，真理，历史学
历史学是一门求真的科学。把历史学与“真理”和“科学”联系在一起的说法，产生于西方。首先，19世纪，历史与文学艺术分解，其被确认为是一种求真的知识。历史与真理是合二为一的，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客观中立性”以及由此派生的“科学性”即为真理的保证。历史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已经发生的是不会改变的，除非时光倒流，历史经常被，被篡改，但被篡改的那已经不是历史，甚至不能够称为假历史，只能称之为谎言。同样真理是真实的道理，是不能够有怀疑的也不存在怀疑的，在某一时间段甚至很长时间里真理会被谬论被谎言所掩盖，但和真理的存在性质无关，真理永远是真理，历史永远是历史。
历史学一直以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为依托，以同样按照自然科学模式建构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来巩固。由于科学性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历史学追求科学性是现代化大潮背景中的一个表征。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现代性以及现代科学进行了解构，不见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中立性”被打破，而且自然科学“客观中立性”亦同样被质疑。新的研究证明，牛顿在创立经典力学和达尔文在创立生物进化论时，完全被意识形态影响，相反，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其“科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结构因素。
科学性的本原遭受质疑，作为一名人文科学的历史学就陷入真正的危机。后现代主义的主将福柯声称：自己撰写的历史著作，都是“虚构的故事”。历史学与科学的联盟进而与真理的联系成了一个重大问题。
历史，是一个对科学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年鉴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思潮融会贯通的学科。社会环境与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史学变迁背后权力关系变化和哲学——社会思潮的变化。权力关系和社会文化思潮不单纯为史学的背景，史学的演变与纷争是整个社会与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务实的实在论重建历史的哲学认识论基础，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条件下伸张历史学的求真价值。研究者不断探索的实践过程是历史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
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人不顾客观形势，依然充当思想的坚定保卫者；正是这些人，由于独占了高度的文化，由于掌握了不必完全从事体力劳动的富裕的有闲阶级的智力优势，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
理性和思想的胜利只是最终的结论；一切都是从新生儿的愚昧无知开始的；可能和意向蕴藏在这中间，但在通向发展和个人的头脑积了水，另一个人跌到地上压扁了脑袋，两人都成了；第三个人没有摔跤，也没有死在猩红热中，他成了诗人、将军、土匪、法官。在自然界，在历史中，在生活中，一般说来我们大多只知道胜利和成功；现在我们才开始感到，不会每一张牌都符合我们的意愿，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一张错误的牌，打输的牌。
意识到思想无能为力，真理对现实世界缺乏强制力量，这使我们悲痛。一种新的摩尼教控制了我们，我们处于怨恨，正如相信合理的善一样，准备相信合理的（也就是有意识的）恶——这是我们对理想主义献上的最后贡品。
大自然怎样凌驾于人之上：不论以前还是以后，不论尸积如山或者没有牺牲，对它都是一样，它依然走自己的路，或者盲目地行走。珊瑚礁的形成得经历数万年，前面生长的部分每到春季便得死去。水螅体死时从不会想到，它们为珊瑚礁的发展做了贡献。罗马没有实现柏拉图的共和国，一般说来也没有实现希腊的理想。中世纪不是罗马的发展。当代西欧思想将进入和体现在历史上，产生直接的影响，获得最佳的地位。
现代西方哲学在认识走向成熟后发生了价值论转向，哲学问题由增援认识世界转向成为：为何认识世界。现代西方两大思潮关于真理和价值关系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其中，主要为在人类社会是否才在客观规律问题上，存在两大对立派别：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非决定论。历史决定论人文社会历史领域存在客观规律，社会历史规律有不同于自然规律的特点：社会历史过程具有客观性，这不会因人的活动参与和主题选择而改变；人们可以根据对规律的认识对社会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历史非决定论者否认以上主要观点。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构成最强挑战的是波普的历史哲学思想，其理论基础就是坚持实事与兼职的分离。叙述事实的命题是描述性的。表达选择、建议和愿望的命题是价值命题。叙述事实的命题的评判标准时真假，而价值命题的评判标准时善恶。因此，规范、决定或建议是人为的、约定的，人能够评判和改变他们。据此，波普的结论为：历史决定论的错误在于坚持事实与价值的一元论的决定论，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为一谈。他人为社会现象只能是一次性的、不重复的，是价值领域。
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有唯物和唯心之分，也有机械决定论和能动决定论之别。尽管历史领域充满着或然性，并且在主体价值选择方面留有空隙，但是，在人的思想动机背后有一种必然性左右，此必然性即客观地历史规律。能动决定论内含真理和价值在对立基础上的同意关系，辩证唯物主义对事实和价值理解是扩大的事实和价值。波普的理论存在自相矛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区别，但只是程度的差别，不是质的差别。价值关系也是事实，也具有客观性，对其也可以达到真理的认识，真理和价值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关系。这样绝对对立的划分为基础来批判历史决定论，是反辩证法的。
从过去的历史中获取的真理，即使解释现在的依据：对于科学、历史和政治等领域的种种真理的怀疑态度与相对主义，是民主化的体现。科学作为一切真理的源头与固定模式的低位被质疑的同时，作为与其密切相关的历史学，在质疑中，将稳固真理。
参考文献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_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 “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 ，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 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 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_，领导武昌起义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_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_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 “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_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_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的_“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_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 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_、李达、_等_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 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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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十》；《自由书· 成败》，《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关键词】城市历史建筑 案例研究 建筑保护 建筑策划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很多历史建筑被拆除、历史街巷被拆迁。当人们幡然醒悟的时候，历史建筑已经所剩无几。历史建筑是一部生动的建筑史教科书，然而面对真实而丰富的现实案例，传统的建筑史教学却视而不见，仍专注于抽象的建筑历史知识的讲解。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重要事件、风土民情、经济活动、技术革新被抽象成几幅图片和几段文字，建筑与生活之间生动的联系被人为割裂。某种建筑形式的产生与消亡似乎只是一个逻辑推演，而不是社会生活与文化形态的体现。这样的建筑史教学很难帮助学生理解社会、经济、文化与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很难帮助学生建立处理复杂建筑问题的历史观与真实感。
城市的历史建筑不仅包括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还有大量的一般性历史建筑，它们具有过去某一时代的典型特征。这些一般性历史建筑虽然接近或者超过使用年限，但建筑质量良好、结构坚固、形式美观，改造后仍然能够满足继续使用的要求。将城市的历史建筑作为案例引入建筑史教学，通过挖掘过去、分析现状、思考未来，帮助学生进入建筑历史的语境，建立社会生活与建筑型制之间的联系，从而培养科学的建筑历史观。
一、全球化与城市化背景下的历史建筑与建筑历史
全球化城市化是当代中国发展最鲜明的主题。当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时，当国家大剧院和奥运场馆出自国外建筑师之手时，我国建筑师该如何面对全球化与城市化对国内建筑市场的影响？建筑学高等教育该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教育市场冲击以及如何实现与全球化的建筑教育的接轨？当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时，发现我们真正亟需理解和面对的并不是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在建筑学的教学体系中，建筑史最符合这样的知识架构和研究视角，能够帮助学生从历史和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理解建筑设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常规的建筑史教学着重于世界几大文明体系中建筑范例的讲解，并已经形成对该建筑同时期的社会背景知识的理论梳理。然而仅从理论上阐述建筑设计思想从何而来、为何而来、如何实现，难以使缺少历史知识积累、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学生将授课内容转化成自身的经验，难以使他们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建筑语言。为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建筑史的教学内容，需要将现实案例研究引入理论教学，通过现实案例与历史案例之间的对比学习，产生历史与现实对话的效果，使学生能够以历史案例的研究方法分析现实案例，并带着现实案例的问题到历史案例中寻求经验。我国有着丰富的历史建筑资源，唐宋时期有少量遗存，明清时期留有的建筑数量很大且保存较好，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建筑和早期的现代建筑分布于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一般省会及大型城市都有历史建筑遗存，而这些城市也是建筑学院集中分布的地方，因此借助周边的历史建筑资源进行建筑史教学是现实可行的。同时，在房地产经济的刺激下，拆除城市历史建筑让地于新的房地产项目的事件层出不穷，城市特色也因为历史建筑的消亡而日益丧失。出于保护历史建筑的目的，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记录其产生与消亡，和围绕其发生的人情世故，这有助于学生鲜活地理解建筑、理解建筑师的社会责任。
二、历史建筑案例教学的程序
历史建筑案例教学首先需要选择易于开展研究活动的案例，然后制定研究计划，组织学生进行调研活动，经过讨论和反复论证的过程，最后得出研究结论。
（一）确定研究对象
教师需要指导学生从所在城市的历史建筑中选择便于开展研究活动的案例，这些案例可能包含文物保护建筑和一般性历史建筑。这些建筑类型不同、残破程度不同，教师可以指导学生根据保护的紧迫性、社会影响力、相关项目的支撑情况确定研究对象。为便于学生了解案例研究的基本方法，教师需讲解相似案例的研究方法，通过讲解范例帮助学生建立案例研究的框架体系。
（二）文献搜集与现场测绘
历史建筑的过去隐迹于历史文献中，这些文献包罗广泛且内容繁杂，既包括地方志和建筑档案，也包括记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史书、民间传说、小说、戏剧、报纸杂志等。在文献搜集阶段需要进行仔细的甄别与梳理，带着问题搜集文献资料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与文献搜集同步进行的是现场测绘，现场测绘过程中需要秉持怀疑和追问的态度，多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现场测绘还需要分辨历史建筑哪些部分做了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对原来的形式、功能、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三）利益相关者调查
摘 要：要从区域历史同质性、整体性历史要素和多学科的角度研究近代湘西区域开发史；充分认识这项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阐述近代湘西开发引发的社会变迁；研究中要重视文献与田野相结合的历史人类学方法的运用。
关键词：近代；湘西；开发史；区域史
中图分类号：K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5002608
一、何谓区域史视野
强调确立区域史的视野，以“开发史”为问题切入口深刻地阐述一个地方社会的近代变迁，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这一种挑战性首先是必须清楚地回答什么是“区域史的视野”？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运用“区域史的视野”来议论和阐释近代湘西“开发”历史的相关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方法论和意义上予以解释与阐明。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缘于社会史研究推进的带动，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区别于以往仅仅关注上层政治空间与制度安排转而开始越来越关注下层社会空间与生存场景的新变化，形成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区域转向”新趋势。史学研究中的这种“区域转向”既不是以往史学界宏观叙事模式下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拓展的一种研究范围的扩大，也不是传统地方史研究范式的翻版，而是一种包括思维方法、解释框架、叙事风格等系统要素在内的史学方法论转型。与以往史学仅仅专注于“宏观历史”的重在描述“国家、政治、时间”的“大历史”的“正史”叙事式研究不同，“区域史”关注“大历史”背景下具体“微观历史”的“民众、社会、空间”的“小历史”的解释与分析，强调社会公众、不同空间、地方经济，凸现史学研究应有的主体性、结构性和差异性；而同传统地方史的主要差别在于传统地方史往往以行政区划为依据确立研究对象范围，而以行政区划来界定研究范围往往包括若干不同显性的区域在内，实际是多个区域历史的机械相加，这与以历史同质性为特征的区域史研究有本质区别。区域史研究是指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的历史进程研究。它不是通史的地方化，也不是专史的地方化，同样也不是宏观主题的地方化（如“在湖南”之类），而是一种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实际运用。
所谓区域史的视野就是研究区域史所要求的思维角度、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体地说就是要有基于区域历史同质性上的问题意识，体现整体性特征的历史要素的结构分析路径和以文献与田野相结合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历史同质性是建构区域的基本廪性，也是判断确认“区域”的重要条件。区域史研究就是要在区域历史同质性中寻找课题，从其特征上发现要研究的问题，从而确立问题意识；同时，应当进一步发现影响区域整体社会变化的重要历史要素，并依循这种历史要素的自身结构来分析其在区域社会历史中的形成、特征和作用，从而反映区域社会的整体历史状况。而这样的研究仅仅依靠文献资料是不够的，需要把文献与田野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方能在解读“大历史”与体验“地方感”相互印证、补充，从而全面地分析和解释区域社会的历史全貌。
二、对近代湘西历史研究的学术反思
湘西自古以来就与外部地区及中央王朝存在种种历史联系，而正是这种历史联系赋予它值得关注的历史价值。然而，无论在地域范围、民族地位和历史影响等方面湘西都不可能进入传统的正统学术探讨主流视野，因为它只是一个具有特定民族成份和特定历史影响的特定地域。所以，在传统学术的视野中湘西只能是关注这一区域以及这一区域内民族的学者的学术对象，具体地讲，对湘西的研究绝大多数是研究这一地区的地方历史文化和土家族、苗族问题的学者（或者说本土学者）。经过这些学者多年的努力，有关近代湘西历史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社会学的特征
斯考契普认为，真正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具有如下特征：“1.它们明确基于时空维度来解释社会结构与问题；2.强调历史过程的重要性，并着重在瞬时的场景下解释结果；3.大多数的历史分析着重于行动的意义与结构背景的交叉作用，从而清晰地呈现个人生活于社会转型中意图和非意图的结构；4.强调特殊类型的社会结构与变迁模式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其他学科相比，历史社会学具有以下鲜明特点：1.跨学科的双重属性。许多历史社会学者，在研究中倾向于把两门学科融和而不明确区分。如世界体系的形成类型研究，既有历史学色彩，又有社会学背景，却又不能简单化为彼此，只能把它归于历史社会学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历史社会学没有公认的一致领域，而只是社会学和历史学学科间的交叉部分而已。这个跨学科的特性，使这门交叉学科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2.偏重宏观研究，对微观选题也作宏观处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题材大多是较为宏观的，如社区研究、社会流动、社会行动、社会分层等。在充分考虑各种社会因素对微观性选题的制约与影响的基础上，将其放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而将宏观性内涵赋予微观性选题。3.注重比较历史研究。吴忠明认为，比较历史研究是指对两个以上历史事物的异同对比以解释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各种规律的研究方法。通过这种研究方法，人们可以更为深刻、透彻地理解历史社会学的研究。4.开放性。历史社会学有关历史的理论主要来源于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而历史社会学在社会学领域的思想基础则是人文主义的社会学。从这一层意义来说，历史社会学本就并不是孤立封闭的，跨学科的属性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开放性。5.强调“理论”普遍性的特点。马克•布洛赫曾经指出史学认识论的基本信条，他讲到：“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在笔者看来，这对于历史社会学也是适用的。因为历史社会学强调从历史研究中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而这种结论可以适用于广泛的时空范围。6.强调“以今论古”。历史社会学强调，要综合历史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和研究历史资料，它的起始点和落脚点都是落在现代社会的，并且直接服务于现代社会，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探寻具体措施。因此，和一般意义的历史学相比，历史社会学更侧重现实社会，面向时代的现实。正如古治所说的“我们只能以我们今天的心灵去思想过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二）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历史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自身的研究内容是较为独特的。丹尼斯•史密斯在其《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一书中明确指出，“历史社会学是对过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寻社会是如何运作与变迁的”，一方面，“历史社会学就其精髓而言，是理性的、批判的和富有想象力的。它追求社会自身得以变化与延续的机制，探求使一些人类抱负受阻，同时又使一些人类抱负得以实现的深层社会结构（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是它关注的一个焦点。另一方面，“探求人们试图实现或阻碍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观的活动的社会前提条件与社会后果。”是历史社会学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概而言之，当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对于一些历史现象———通常指十几年前存在着的社会事实进行社会学的研究。2.根据社会学的方法与范畴，对于一些既定社会现象的追根溯源，并重点分析这些既定社会现象的形成原因以及它们的历史演变线索。例如，沃勒斯坦有当代世界体系的分析，即可视为这方面的典型范例。3.描述与分析历史资料并借助对历史发展的社会学分析来揭示社会规律，制定社会学理论。4.利用历史资料来检验社会学理论的正确性并制定相应的派生理论。5.研究现存历史因素对于杜会结构和社会过程是如何发生作用的。6.探讨历史元素积淀的形式与规律，这是该学科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历史社会学主要揭示社会历史结构的功能及内在联系，按有关西方学者的观点，它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应用普遍模式解释历史事件，运用概念丰富有意义的历史解释，分析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大体说来，目前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1.资料聚合分析法。这是历史社会学的基础研究法。该方法强调对大量资料数据的聚合分析，通过把历史的和现代的同类资料连接起来进行比较分析。因此，历史社会学的基础研究就具有精细化、系统化和社会化等特点。2.历史比较分析法。这是进行社会历史分析的有效方法，主要用于探求现存历史因素的根源、规律、存在形式和方式、作用等方面的内容，以及其与当代社会进步之间的互相关系。斯考克波尔对西方社会学家经常采用的历史比较分析法进行了归纳，主要包括三种：普遍模式的比较，历史概念的比较，因果规律的比较。3.继承—扬弃法。布迪厄曾说，在现代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中，95%的成分来源于对过去的继承。历史因素本身具有延续性的特点，而现存的历史因素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只有采用继承—扬弃的方法，才能对历史因素的价值和痈疽下正确的判断。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继承—扬弃法不是具体的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种对现存历史元素的精神态度和以社会进步为取向的总则。
二、历史社会学存在的问题
历史社会学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它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妨碍了历史社会学学科的继续发展。
（一）学科属性不明确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历史社会学天然的具有双重学科的优势，但这也导致了一个学科归属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其应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也有学者认为应归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学界颇具争议，各执一词，一直未能达成共识。而且在实际研究中，不少学者还将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历史学混为一谈。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属性一直不明确。而要推进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这是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
（二）学科规范不成熟
严格说来，历史社会学迄今都没有建立完整的体系，学科规范性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在当前的研究中，人们所使用的概念方法、理论体系纷繁错落，缺乏统一和规范。就拿历史社会学的概念来说，何谓“历史社会学”，在国内外学术界就有着多种界定。
三、对中国历史社会学发展的展望
目前，国内在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方面还缺少深入研究。但是，这门学科的重要现实意义已经逐渐显现。它不仅有益于社会学和历史学两门学科的完善，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也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发展历史社会学已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如社会学学科发展很快，高校社会学专业及社会学杂志不断发展，对外交流增多，培养了一批社会学人才；历史学学科的发达，可以为历史社会学的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成果和方法；对于各国文化的比较研究、综合研究，为历史社会学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而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与国际学界交流的需要，对历史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基础理论研究前景
理论认识总是在总结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需要以历史学、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等多个学科角度去研究、解释。提高历史社会学理论研究水平，一方面要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要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情况，将历史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回归历史社会学服务于社会的学科根本，借此实现历史社会学的中国化。
（二）应用研究前景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与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学科对社会的贡献。历史社会学的起始点和落脚点都是落在现代社会的，强调“以今论古”，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服务，本身就是历史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和优势。随着历史社会学应用性研究的深入，其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生活的影响将与日俱增。对于历史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性质，特别是应用研究功能方面，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学科建设上，历史社会学的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应更加紧密结合，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在历史社会学理论方面，人文倾向更应进一步增强。
【关键词】 社会文化史；新视角；学科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继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之后而被大陆学者关注渐次兴起的。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被学界视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如果从这一年算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4年的研究历程。在24年的时间里，社会文化史从无到有，从微弱到繁荣发展，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跟二十多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一开始是对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反思和反动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是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出现的。那么，作为当时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而出现社会文化史领域，有没有经过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呢？这是这次讨论要阐明的问题。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学科这个概念。学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研究领域，它反映公认的科学概念、基本原理、规律和事实，并反映本学科最新成果。它是随着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分化而出现的。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选取不同的角度对事物加以分析，力图使所得到的认识更加深入。这样便形成了今天的学科分类体系。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第一、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第二、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知识系统。第三、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研究员曾说：“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现在说它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看来为时尚早。”[2]那么十年之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有没有向学科转化的迹象，或者已经转化为独立的学科了呢？下面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变化。
一、研究对象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大椿曾说，社会文化史的概念虽然模糊，但必须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社会文化史重点研究大众文化和大众生活，但这样的研究范围是否等同于研究对象，还值得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研究范围不等同于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研究范围之内，而又小于研究范围。历史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简单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其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其学术关怀和现实关怀。因此，并不是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事项都需要事无巨细的展开研究和论证，用李长莉研究员的观点来说：“治史者在选择研究题目时，须有历史关怀、时代眼光、整体观念与问题意识，如此才能选择具有历史价值的论题”[3]也就说，历史研究者的选题是有一定功利性的，只有那些与历史主题关联度比较高的才会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这一点决定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多样性的。从社会文化史的产生来看，它是在文化史和社会史互补的基础上产生而来，因此从对象的角度来说原先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清晰的。但站在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我们关注这些对象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了，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比如精英思想，我们要关怀的不是这种思想怎样来，我们关注的是它是怎么样影响社会的，思想与社会的有没有互动，这种互动达到了哪种程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制度、组织、教育、法律、风俗等研究对象我们要把握的是其背后折射的共性，隐藏在其后的精神因素。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具备“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从构成学科要素的特点之一来讲，社会文化史也许不构成学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意识的更新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于学科属性认定的标准是不是也要更改呢？
二、理论体系
构成学科要素特点之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
社会文化史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其发展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对于在文化史和社会史基础上产生的领域，必须要界定自己与其它两个领域研究的关系，那么对于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必须搞清楚。
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提出了社会文化的概念，之后李长莉、梁景和、左玉河等学者相继对“社会文化史”做了概念性界定。李长莉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形式，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后来，李长莉又提出：“凡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或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文化史问题，把社会生活现象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文化史。”[4]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是通过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来研究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思想观念”，后来又提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5]左玉河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关注社会下层，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上述三位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的界定表述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集中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论对象是什么，必须以体现“思想、观念与社会互动”为主旨，以揭示社会运动背后的文化演进规律为终极目的，因为“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须在历史之整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6]
在现代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命题是指一个判断的语义，而不是判断句本身。当不同的判断句具有相同的语义的时候，它们表达相同的命题。如果我们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三位学者所给出的判断句本身并不相同，但命题都是相同：社会文化史是关于社会生活及社会有机体运作规律的文化解释。
综上所述，无论从概念、命题还是从规律来看，社会文化史基本已经具备学科的轮廓。
三、方法论
这里讲的方法论，主要探讨社会文化史有哪些理论方法，以及方法的产生方式。
梁景和教授在《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7]下面简要介绍这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里主要包括历史意识、关于书法、和信史的理论、关于采撰和历史事实的理论、关于史论艺术和历史见识的理论、关于史文表达和审美要求的理论、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关于史学批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的理论等七个方面。
第二，对其它学科理论的借鉴。生活是折射社会的多棱镜。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观察视角的多样性。单一的视角，必然导致历史还原的平面化，使历史本身丧失了应有的精彩。多样化的视角，必须要有多样的方法来对应，如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不同的视角来切入，以综合的方法来论证，这样展现的历史必然是丰富多彩的。
第三，创新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不仅需要继承古代先贤和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更需要根据研究领域的特殊性进行本土化、领域化的创新来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在2002年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诸多学者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刘志琴研究员在会上提出，应该依据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中国学者完全有希望构建自己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8]在2012年9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再次提出了要从泰州学派那里寻求思想火花，创建史学理论的问题。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艰难的，虽有发展但尚无成型的系统理论的出现。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在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上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已经脱离了起初的新视角、新方法的初级阶段但离独立学科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这必然会激励后辈学人不断推陈出新，以推动社会文化史学的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2]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
[3] 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7]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
[8]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
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是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无时问感”的批判性，两者之问在挑战、对话中不断磨合、互动发展，在白身文化研究的反思中超越近代理性史观并与历史相汇的产物。二是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和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区分，区别在于前者关注如何对待历史问题，后者更强调关注人民如何对待并处理他们的历史匡。历史人类学是空问文化和时问历史的统一，因此在研究过程应注意把握文化的历史向度、历史的多元特征、历史的文化解释、记忆对历史的制作以及历史的力量等特征匡，将历史人类学研究与田野调查实践相结合，将历史文献的收集、了解与运用渗入田野调查。
历史人类学的产生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即平面史的叙述模式阶段、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整合阶段、历史文化的深描阶段、中国历史人类学的产生及其传统阶段匡。这也反映了中国历史人类学无论是受到功能主义学派还是历史具体主义论的影响，均呈现出西学东渐的中国化过程，用历史的眼光去研究人类学发展，这是基于人类学原是具有历史性质的，人类学所要考虑的原是历史上的事实，所用的方法也是也是历史的方法。在文化论与历史学的社会协调过程中，历史人类学还出现“南方经验”和“北方经验”的论战，南、北派分别以林惠祥先生、费孝通先生为代表，论争焦点集中在区域研究与历史资料的建构方面。2017年7月，在北京大学展开一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南方经验和北方经验论战，围绕不同时代的国家在不同区域的存在模式，以及如何看待不同地方与国家之问的民地关系，又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历史人类学本质体现一种历史反思的过程，既吸收文化人类学传统理念，同时也借鉴史学研究方法和史料的运用，反映了人类学的历史化。它是以历史的时问维度和文化的空问维度去发现、研究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历史素材与社会文化时问性并举，将其概念化、符号化，再现人类社会历史，符合“历史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纳入社会人类学当中，一是透过对某一特殊历史资料的分析;二是包含在分析社会制度时对时问观点的认识当中”匡的论断。此外，历史人类学还体现了文化论与过程论的辩证关系，即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协调，从历史人类学出发对具体的历史个案进行重新解读，可以使我们有可能把被反思的意识形态放回到历史过程中去解释，也使我们有可能赋予历史过程本身一定的反思价位匡。因此，历史人类学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结合，为我们全面理解人类社会现象提供理论方法，在历史背景下，运用文献史料，结合田野实地调查，以过去解释当下，为进一步研究社会机制提供可能。
二、历史人类学对唐宋妇女日常生活的研究
诚然，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均以研究日常生活为主，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曾论道:“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这种政治制度。因此，对日常生活史研究是历史人类学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一个社会表现在习俗中的争论的最少的态度和行为，如对身体的照料、穿着的方式、劳动的组织和日常生活的日程安排等，都反映着这个社会的表象系统;而这系统在深层上与法律、宗教观念、哲学或科学思想等最精心构件的知识框架都紧密相连。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_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关键词】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 多元化转向 文化学转向 微观转向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60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深化，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诞生、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导致了生产结构、阶级结构的一系列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经济危机频繁、政治动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的精神世界迷茫、价值虚无。为此，后现代主义者站在不同的视角对当前新的历史境遇进行了阐释。
视角的多元化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总体趋势
后现代主义者在认识论上赞成尼采的视角主义，提倡视角的多元化与差异化，反对研究任何事物一元化、绝对化和权威化，认为对世界的任何解释都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标准，应该运用多视角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实施的全面无意识监控问题，后现代主义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和阐释。
米歇尔・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从癫狂、临床医学、现代规诫和性等不同视角对现代性的话语与制度及其对人们实行的规训和惩戒方式进行了描述。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通过对17世纪时法国总医院的建立及比塞特尔收容院带镣囚禁者解放事件的考察，认为这里的疯癫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而是统治者根据西方的理性文化通过否定性机制实现对非理性的控制，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理性对人们的监控已经不仅仅是在军队和生产领域，而是渗透到医院、_、学校、家庭等几乎各个日常生活领域①。统治阶级通过这样一个庞大的、隐秘的、复杂的、地下监禁机制在这些领域中树立自己的话语霸权，从而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控制。
吉尔・德勒兹运用迥异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未来前途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了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经济，代之以商品经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一切都要通过交换进行，市场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正是“资本主义消解了前现代世界的联盟和依附关系，扫清了限制经济发展的障碍，通过对前现代世界‘犬儒式’的去圣化，因而极大地扩展了‘解码’过程”②。这种革命性使得资本主义冲破了以往社会的编码，社会生产、市场和资本积聚的膨胀，带来了财富的疯狂增长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以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再制码’，将它们‘再辖域化’到国家、家庭、法律、商品逻辑、银行系统、消费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规范化制度当中。资本主义以一种‘极端严格的通则’取代了质性符码，从而量化地管理和控制所有的‘被解码’之流”③。这就导致在充满人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财富并没有为人们带来所希望的幸福和自由，而是被更隐秘的辖域化和控制。因此，德勒兹强烈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现代话语与制度对欲望的压抑，挖掘新的革命主力，并试图将现代社会引向自由的游牧部落式社会―一个人们可以摆脱一切法律、制度、国家规则的束缚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一个没有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且平滑、无规则、无中心的开放空间。人们可以在这样的空间中纵横驰骋，他们形象地称之为“千高原”。
视角的文化学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主流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深化，文化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生活当中，小说、诗歌、戏剧、广告等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社会运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切都是文化的，一切都被冠之以文化的标志。社会的政治问题亦成为了文化问题，正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们开始“更少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更多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④，更多地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社会发展的原因及归宿。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通过分析19世纪欧洲主要历史哲学家的著作，确定不同历史过程概念的家族特征，确定用来证明史学思想的可能理论。海登・怀特抹煞了文学与史学的界限，认为在历史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本质是语言学的深层次结构性内容。这些结构性内容通过四种主要的诗性话语模式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加以描述，并预构历史领域，说明该领域“实际发生了什么”。海登・怀特认为，“过去是一个神奇之地”，历史已经逝去，不可能像在实验室里重复物理事件一样再现和复原，人们只能通过遗留下来的东西来研究它。任何关于历史事件的描述都是在人们原有的价值选择框架下进行，有多少种价值选择就会有多少种阐释。因此，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历史。人们只能选择认同关于历史的叙事或者经过人们阐释和改变过的历史。这样，海登・怀特就从文学的角度解构了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从而影响了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文化学特别是大众文化视角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詹姆逊认为，随着当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弱化，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一种显性的存在。在当代社会，意识形态正是以一种神秘的状态渗透于文学、宗教、艺术等领域，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切文化和文本都是政治性的，都潜藏着个人的政治欲望和阶级话语。任何文学中都渗透着政治思想，都在一定程度对社会进行阐释和反思。在此基础上，詹姆逊认为：“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⑤也就是说，由于历史的“缺场性”导致历史不可能是一个完全清晰可见的事实领域。我们对于历史的接触和了解必然要通过文本的形式。但是，“在各种高度发展的现代主义文本中，政治不再是可见的了，政治正如在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表象世界内一样不再清晰可见，它被累积的物化无情地驱赶到地下，最终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无意识”。⑥这就导致如果我们不能够透过文本去探寻文本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真正内涵，就无法认识真正的历史。
视角的微观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
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往往预先选定特定的宏观主题如国家、阶级、革命等，关注的是民主、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反基础、反中心主义，导致了后现代的哲学家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时，抛弃了关于社会历史的本质、规律、意识形态等宏大的主题，抛弃了纯粹的理论思辨，转而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人们的微观社会生活领域中来，进而从社会的不同层面揭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压制和奴役。
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集中体现了其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权力问题本不新奇，然而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理解，将权力看作是国家阶级统治推行其政策的工具，看作是一种影响、控制他人或组织的力量。福柯开始注意到权力在微观领域的作用，是始于1968年法国学生的“五月风暴”运动。“五月风暴”中草根层斗争所展现出的力量使福柯认识到，在权力体系中，统治权虽然具有高高在上的崇高地位，但却只是庞大权力体系的一角。在宏观权力大厦之下还有许多隐蔽的、不为人知的支点，仅仅看到政府和国家机器后的统治阶级是不够的。权力具有更为广阔的外延，医学、教育、建筑、宗教，在所有这些往往被传统权力所忽视的地方都存在着权力的影子。因此，在权力问题上应该从最细微的机制入手。
让・波德里亚在其导师列斐伏尔的影响下，从人们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最熟悉的“物”开始，开启了基于日常大众生活的大众消费文化研究。在《消费社会》中波德里亚写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⑦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后福特主义的出现，使得生产领域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消费为中心并最终形成了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波德里亚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谈论物，但并不从物的功能性和实用性进行分析，而是考察了物从功能性到非功能性，再到技术之物和符号之物的演变过程。波德里亚认为物不仅本身具有“一般”，而且具有超越于“―般”的特征，即物品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是一种突出的符号。“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⑧这就意味着人们并不在意商品自身对人的物质满足，而是将商品当作一种进入某一理想社会团体的跳板，当作彰显自己社会地位或阶层的标志。如此一来，人们总在参照之中消费，在参照中确定自己。然而人们越是这样通过消费来确认自己，越是感到一种不安全和不稳定，更深的不安全感促使人们更加疯狂地去消费，消费永无止境。人们不再是决定消费的主体，而是被消费所异化，被消费所控制。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这样的消费社会中通过消费这个符号潜移默化地实现着对人们的最终控制。
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转向的启示
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对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化具有多重启示意义。
第一，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多元化，扩展了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空间。后现代主义者描述了被许多传统社会历史理论所忽视的微观现象和边缘现象，肯定了过去常常被宏大叙事所压制的差异性、多样性。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视角更趋于多元化。不同的个人经历、学科背景使得后现代主义者们从不同的主体立场对后现代工业社会中出现的现象和存在问题进行解读，摧毁了既有学科之间的界限，如波德里亚从大众媒体等技术角度对政治、日常生活的统治方式进行阐述；福柯从现代性制度及话语特征角度对资本主义对主体进行规范和惩戒的方式进行系谱学分析；德勒兹和加塔利在批判继承精神分析学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欲望生产理论，等等。这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使人们能够对社会现实的不同层次与领域进行相对自主的分析，从而更加精确地描述当前的时代，产生对社会有价值的思想。
第二，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文化学转向，为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落脚点。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角度，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而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变迁的新变化，与时俱进，认识到文化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社会历史理论，为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既要坚持传统的宏观视角，又要批判地借鉴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应该重视对社会发展的文化方面的研究，根据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充分意识到文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认识到文化与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整体性，对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自觉从文化角度加以分析，大力加强文化建设。
第三，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揭露了社会历史理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某种联系。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注重于宏大叙事的研究，有预先设定的主题，这使得我们能够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规律性东西得到清晰的掌握。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启示我们，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人们的关注点从国家、政治、阶级、革命等宏大叙事转移到微观世界，转移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仅仅关注社会的主流群体，在社会阶级关系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也开始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对于人类解放和自由这个问题，也从传统的生产领域转移到社会细微之处。这种注重社会实践并用理论及时作出回应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点，既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要注意宏观问题与微观世界相统一，要在潜移默化中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当然，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换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文化学转向导致了历史客观性的消解及意识形态敏感度的丧失；对于微观领域的关注，使得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不能够阐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未能对资本主义的当展做出深层次的探讨；另外，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仅仅肤浅列出了各种社会现象，如波德里亚从技术角度来看待各种媒体，而没有挖掘媒体出现的深层原因；福柯仅仅从话语的角度对权力进行分析，并没有对社会的发展做出深层次的剖析，没有分析各种现象产生联系的原因和相互关系。
总之，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突破了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传统视角，从宏观的政治领域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丰富了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理论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转向中存在的明显不足。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才能批判地借鉴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我国的唯物史观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内部逐渐出现了一股“历史化”(historicization)的思潮，即：人类学日渐注重历史研究的视角，开始关注“他者”的历史，由此产生了新的理论洞见和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揭示了“他者”是有历史的，并在历史建构中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文化界定历史”的创新性理论架构，冲击了传统的“客观历史”说，根本性地突破了人类学中长期存在的“文化”与“历史”、“结构”与“历史”、“结构”与“事件”等基本矛盾的对立。另一方面，传统民族志也得到了更新改造，人类学研究方法从单一的田野调查中解脱出来，走进了历史的“田野”之中，融文献史料、田野调查于一体，人类学文化撰写方式日渐呈现综合性、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同时，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发展与更新还相应带来了认识论上的深刻变革，凸显了“他者”与世界共享着同一时间和空间的历史，对隐藏于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思想进行了解构。总之，人类学的“历史化”，正如弗宾(James )所言，“已经成为一种多变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它并不仅仅代表一种纯知识体系上的更新变革，也标志着伦理、道德和政治上的转型”。除了上述社会环境的影响之外，笔者认为，有利的学术环境是促动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不容忽视的深层次因素。本文将对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学术环境进行系统梳理，以期能对全面、深入理解西方人类学的“历史化”有所裨益。
一、西方新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
德国兰克史学作为西方传统史学(政治史阶段)的代表，在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二战后，遭到了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美国社会科学史学的批判。这些后起学派主张跨学科，提倡总体史，注重底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关注经济社会史，由此引发了战后以经济社会史为主要标志的西方新史学(社会史阶段)的到来。在稍后的70－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和文化人类学为理论源泉，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即西方史学又出现了由经济社会史向文化史过渡的新趋势。在实现这两次转型的过程中，西方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表现出极大关注，或者说人类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第一次转型过程中(社会史阶段)，西方史学开始对人类学传统主题和方法产生兴趣。法国年鉴学派主要开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创造奇迹的国王》(1923年)，从那时的宗教礼仪、风俗习惯、医疗状况等为传统史学家所忽视的史料人手，研究了法国民众的风俗与信仰，揭示了当时的普遍社会心态；另一位开创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没有像传统史学那样以拉伯雷的书为史料去探讨拉伯雷的思想，而是着力考察拉伯雷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和风俗，剖析该时代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和社会心态结构。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强调了长时段中的结构，认为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事件并不是重要的。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975年)，利用宗教法庭的审讯记录，吸收了民族志撰写中的一些表现手法，生动地描绘了蒙塔尤这个14世纪法国小村庄普通村民的家庭生活状况。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中，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认为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
在第二次转型过程中(文化史阶段)，人类学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新方法被借鉴到史学领域中来，对史学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强烈。被视为“宏观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将文化比喻为寻找解释意义的文本(text)，倡导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写作方法。这些见解和方法受到了许多新文化史家的青睐。戴维斯(Natalie )的《马丁・盖赫返乡记》(1984年)，以16世纪法国农村中的一个冒充农妇丈夫的陌生人如何被接受和被拒绝为题材，指出通过深入研究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两性关系的史料，史学家可以重构该农妇的思想历程，即历史学家可以通过一个朝着史料定向但又超越于它以外的想象力来填补史料中的漏缺。在戴维斯看来，事实与虚构之间并元明显的界线，但首先要承认来源于解释学的、存在一个诸如农民文化之类的更大的整体性联系，这样的重构才能成为可能。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1999年)，从解释18世纪的一群印刷工人集体屠猫这样一个事件出发，用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方式来处理自身的文明，用民族志观察入微的方式来洞察历史，揭示了当时法国人心态中对猫的种种象征意义以及屠猫行为所具有的仪式性和文化解释，深入探讨了18世纪法国人的思考方式。
自结构功能学派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类学在整体上多是拒斥历史的，这使得人类学“主动疏远”了历史学，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泾渭分明。而西方史学在二战后的两次转型，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和借重，使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重新密切起来，达到了更高层次上的“合流”(convergence)和“复交”(reapprochement)，从而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历史化”倾向营造了良好的学科外部环境。
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人类学中的兴起和影响
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时代，孕育了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和英、美政治经济学等新的人类学理论流派。这些新流派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加以应用、修正和新的诠释，从不同角度体现人类学对“历史”的“关怀”，为7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历史化”潮流的发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学科内部氛围。
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发端于法国，英、美等国的人类学界也受到影响。二战后，法国人类学界出现了列维一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相信支 配历史进程的是一种无意识的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通过理论上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historical materialism)相信历史是由寓于生产方式运动之中的内在矛盾决定的，矛盾又是人们经过精心的研究之后才发现的。因此，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他的“结构”概念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内在一致的。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以葛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为代表、试图对马克思的生产模式(mode of production)理论进行修正的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应运而生。1966年，葛德利尔出版了代表作《经济上的理性与非理性》。该书强调文化中非经济性制度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所发挥的经济，并以功能性的阶序观来取代生产模式观。葛德利尔主张把生产模式看成一个系统，而内部各个结构分别为小的系统，小系统在整体中发挥不同功能，若超越了相互之间的约束力即功能相容性的范围时，则发生社会组成和历史的变迁。这与马克思主义把系统内部的矛盾尤其是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葛德利尔对历史发生兴趣的目的在于修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使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构架下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研究，所以他所研究的历史其实是在“静态”的结构理论的架构上建立起的社会进化史，尽管其材料来自人类学家的实地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早期进化论者的臆测。“历史在葛德利尔那里，既不是年代学的重拟，也不是人类学合作主体借以建构他们的世界的过程，正确地说，历史是把社会现象的起源看作从社会制度的逻辑中推演出来的派生物。”因此，虽然葛德利尔声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人类学与历史学差别消失的地方，但真正的历史研究却被他忽略了。尽管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了历史分析，为发展出一种具有“批判性”的解释理论做出了贡献。
二战后，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怀特(Leslie Alvin White)的新进化论和斯图尔德(Juliar Haynes Steward)的多线进化论。与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早期进化论相比，怀特的进化论体现的是一种更为系统化的技术决定论，强调进化过程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斯图尔德则更注重进化路线的复合性和多样性。他们都企图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进行修正。哈里斯(Marvin Harris)把斯图尔德和怀特的理论统合起来，提出了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的观点，寻求环境需求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寻求支配历史发展的新法则。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抨击哈里斯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文化决定生产过程的新观点――因为文化既决定人们要生产什么，又决定人们怎样去生产。此外，萨林斯还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认识性质的观点做了新的诠释。在萨林斯看来，人类创造了自身的历史，但人类只能根据自身的意识来创造历史，因为认识总要受制于文化。斯图尔德的学生沃尔夫(Eric )和敏兹(Sidney )则着重应用世界体系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关农民社会的有关理论，研究了农民社区内外的阶级关系，研究了地方性、小规模农民社区与其所处的广阔政治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将地方史置于世界史的范畴和视野之中。
三、西方人类学的反思
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反思(reflexivity)或解构(deconstmction)，建立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蓬勃开展的各种社会反省运动的基础之上。这种反思，来自对“殖民情境”的检讨，源自对西方政治权威、学术霸权的解构。当知识创新的批评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以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催生了人类学的反思意识。以往的“无历史”的田园诗般的“现实主义”民族志描述方式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历史人文主义成为新的实验民族志的主要追寻目标之一。
由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潮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人类学家，试图使人类学带有敏锐的政治和历史感，力求使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方式有新的洞察。他们在对传统的文化撰写方式进行反思、对写作的文本本身进行解构的同时，开始尝试和实验新的表述方式：一是涉及对描述困境的新感受性，即在文化全球均质化观念下表述文化差异所存在困难的感受；二是涉及对历史和政治经济现实的再认识。在后一种实验策略中，又有两个不同的走向：其一，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试图克服以往人类学将自己局限于地方社会、相对缺少历史观点的局面，将大规模政治经济体系与地方文化状况联系起来。这种走向还对民族志美学化、诗学化提出了批评，认为要把民族志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去理解，结合社会、政治和物质去理解。其二，受到解释学的影响，探讨民族志叙述中历史时间与场合的恰当的表述方式，对传统民族志或者将叙述置于历时背景之下或者将历史一并放弃的种种做法提出批评。这种新的实验策略就是要使民族志富有历史感，在民族志叙述框架中展示时间和历史的视野。
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人类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体现之一就是后过程主义(postproeessualism)，即：不存在客观的过去，我们对过去的呈现只是源自个人社会文化视角所制造的文本，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创造”。他指出，考古学等研究进化的科学忽视了社会行动的意义建构以及人类文化的历史特殊性，科学思想根深蒂固的早期人类学家试图客观地描 述现在，但实际上与写小说无异。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批判，对被科学扭曲的人性的关注和推崇，使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逐渐从“科学”人类学的影子中走出来，“人文历史主义”成为新一代人类学家深切关注和反思的时代主题。有学者认为，这会从整体上对人类学造成危机；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学激动人心的新时代的开始。
人类学自身的反思，既是时代整体反思的产物，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在自身反思与实验过程中所体现的对人文历史主义的推崇、对民族志描述历史化的诉求，加速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转换、更新，促进了人类学“历史化”思潮的酝酿与形成。
四、美国民族历史学的特殊贡献
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的概念，最初可能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的学生威斯勒(Clark Wissler)于1909年率先提出来的。在他看来，民族历史学就是依靠结合民族史和考古学的数据来重建史前文化，就是纪实档案(documentary)的同义语。当然，这种档案并不是由当地土著来提供的。1915年，博厄斯的另一个弟子罗维()对民族史研究中口述史的真实性做出了负面评价，进一步扩大了民族史研究的影响。当时的民族史方法论，无论对人类学家还是对史学家而言，都是一样的，即主要利用档案资源来讨论“他者”的过去。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民族历史学基本上以北美、非洲、大洋洲等地的小规模族群社会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对此都不太关注，因为小规模族群社会并不是当时史学研究所关注的重点，而人类学的研究目光也主要聚焦于尚与历史有严重隔阂的现在时民族志上。因此，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民族历史学作品数量不多、影响有限，其主要作用在于最初填补了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空白领域。
20世纪30－40年代，以博厄斯的学生克鲁伯()、米德(Margaret Mead)、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形成的所谓心理结构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几乎背离了博厄斯所开创的历史主义传统。随着心理结构学派的兴起，美国民族历史学在二战前的作用和影响更为微弱。二战后尤其是50年代，历史主义重新在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抬头，1954年创刊的Ethnohistory则突出体现了这种情绪。这一时期，美国民族历史学主要有两大方面的特征：利用文字档案材料探讨印第安各部落的传统边疆问题，以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出现了所谓的“经济人类学”，即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用现代的经济概念去研究原始社会。其方法论依然如故，以有文化的非土著所提供的档案等为主，而不是本土的口述资源。自此，美国民族历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思潮和新的研究范式，才登上了西方学术舞台，并日渐繁盛。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划分是明确的，但从70年代以来，这两个学科明显汇合了。人类学家使用历史材料和历史学方法，史学家也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由此，原初作为在人类学与历史学问起联系和沟通作用的民族历史学，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的界定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有学者犹豫地仍称之为民族历史学；有学者简单地将之视为历史学；有学者认为，民族历史学不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方法；有学者认为民族历史学是重建无文字民族的历史；有学者则将之界定为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研究；还有学者则戏称民族历史学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杂种儿子”。
在凯奇(Shepard Krech Ⅲ)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对民族历史学本身的界定持有怀疑态度，很难对“ethnohistory”、“historical anthropology”抑或“anthropological history”进行明确区分。有些学者拒绝使用“ethnohistory”这个名称，而代之以“anthrohistory”或者其他术语。民族历史学已经逐渐失去了“民族”(ethnos，ethnicity，ethnic)的味道，不再像原来那样带有某些歧视色彩地用来专指部落少数民族的民族史(ethnohistory)，而变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人类学史学(anthropological history)，成为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史学理论方法互换、混合的产物，成为人类学“历史化”的产物。“Ethnohistory”这个名称，也逐渐为“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anthropological history”所取代。无论哪种取代，都合乎逻辑，都不会辱其名，因为人类学学者应该关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正如历史学者应该关注“historical anthropology”一样。凯奇认为，使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更为合适，“anthropologieal history”能表征时下“ethnohistory”所代表的真正内涵，能大致消除用语上的混乱局面。
席费林(Edward Schiefflin)和耶韦特(Deborah Gewertz)的讨论主要在于揭示民族历史学的本质特征。在他们看来，“在过去，民族历史学指的是利用文献或考古材料建构民族史。对历史学家(及许多人类学家)来说，传统上民族历史学指的是替没有文字历史的民族重建历史，……对我们来说，这种民族史的观念即使不能说不对，也是不适当的……民族历史学……最根本的是要考虑到当地人自己对事件是怎么构成的看法，以及他们从文化角度建构过去的方式”。这种见解，与之后以萨林斯为代表的西方人类学“历史化”思想的主旨是一脉相承的。
系个体,而历史则由客观的事实变成了同样需要阐释理解的“镜像物”,成为“镜中的历史”,文学文本和其他的社会“事实”,如报纸、杂志、教科书、日记乃至法院、教会、政府、家庭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话语-权力”的表现形式,是意义深远的社会调节行为。在新历史主义者眼中,艺术作品不是历史经验在上面留下印记的被动的外表,而是历史经验形成和再形成的创造性动因之一。这样,文学不仅仅成为与历史并列的“学问”,而且对历史研究有着自己的能动作用,文学与历史呈现出一种“互为文本”的状态。
一、文学研究的历史回归:新历史主义与20世纪文论思潮
“新历史主义”是作为一系列非历史主义文论和后结构主义的挑战者应运而生的。新历史主义将解构主义颠倒的传统再颠倒过来,重新注重艺术与人生、本文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它致力于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强调文学与其语境之间的相互塑造。在文艺复兴领域的一系列批评实践过程中,新历史主义的倡导者格林布拉特始终将文学作为文化和历史语境的一部分,一反各种非历史主义批评把文学艺术作品看作是与社会生活无关的实体、看作是语言游戏等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以特有的方式回归了“历史”。在莎士比亚的戏剧解读中,新历史主义不是封闭地深究戏剧语言本身的含义,而是不断地联系与之相关的各种历史情境、历史文本、以及现代语境,作出开放性的理解和阐释。由此看来,新历史主义重新关注“历史”,在西方批评史上是向传统历史主义的一种“根”的回归。但是它已经走过了“反历史主义的历程”,打上了反历史主义的深刻烙印,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彻底地回到过去,而是一种“螺旋上升运动”,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即超越。在对文学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上新历史主义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语义学、符号学及结构主义等批评话语的封闭性,体现了“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但它所回归的“历史”又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着力考察的以政治、经济制度为主的社会状况,而是一种“文化性”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和马歇雷“发现”了本文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联系,但对于新历史主义研究中极为关注的权力、性等因素的支配作用却极少涉猎。在强调文学和社会生活的互相渗透、以及重建什么样的历史问题上,新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相通中又存在着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将文学艺术作为离经济基础较远的意识形态,除受经济基础的最终制约外,更直接地受到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相当的自主性。由之而发展出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将文学作为整个社会历史的产物,他们要重建的作为文学背景的‘历史’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和作家的阶级立场、思想状况、审美趣味等。而新历史主义回归的‘历史’则更关注一些文化碎片构筑起来的偏重精神文化性的‘历史’,这种历史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新历史主义在强调‘文本的历史性’的同时深入地挖掘了‘历史的文本性’,显示出与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差异,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它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而不是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二、新历史主义研究对象的形成原因:
新历史主义在研究对象上的与众不同是高扬其理论大旗的重要保证。在文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种文论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传统历史主义对研究对象的主张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观念和哲学思潮;20世纪文论研究对象的转向是基于一系列语言学和文学观念的革新;新历史主义则受到了新史学精神、喻说理论、以及文化思潮转型的诸多影响,才得以对文学的研究对象作出自己的回答。
参考文献:
[1]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2]徐润拓.《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
[3]杨正润.《文学的“颠覆”和“抑制”――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论和意识形态论述评》.《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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